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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八——一九三四)的《海濱故人》(一九二五)則寫大學女生相濡以沫的情以及必然的失落,淡淡點出同
友誼的惘然。以今天的角度而言,這些作品遊走情愛想象的邊緣,只是點到為止。主
論述對同志關係的描述,基本不脫道德窠臼。重要的例子包括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的《兔》(一九四三)和姜貴的《重陽》(一九六?)等。後者將一九二?年代國共兩黨合作投
到同
戀愛的關係裡,熔情慾與政治於一爐,在現代中國小說獨樹一幟。
但論當代同志小說的突破,我們不得不歸功白先勇。從六七?年代《臺北人》系列的《那滿天亮晶晶的星星》、《紐約客》系列的《火島之行》等,白先勇寫出一個時代躁動不安的慾望,以及這種慾望的倫理、政治座標。一九八三年《孽子》出版是同志文學的里程碑,也預示九?年代同志文學異軍突起。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如何看待郭強生的作品?如果並列《孽子》和郭的同志三書,我們不難發現世代之間的異同。《孽子》處理同志圈的聚散離合,仍然難以擺脫家國倫理的分野。相形之下,郭強生的同志關係則像水銀般的淌,他的人物滲入社會各階層,以各種身份進行多重人生。兩位作家都描寫疏離、放逐、不倫,以及無可逃避的罪孽
,但是白先勇慈悲得太多。他總能想象某種(未必見容主
的)倫理的力量,作為筆下孽子們出走與迴歸的輻輳點。郭強生的夜行之子不願或不能找尋安頓的方式。在世紀末與世紀初的喧譁裡,他們貌似有了更多的自為的空間,卻也同時暴
更深的孤獨與悲哀——夜晚降臨,族人聚於
居
前,大家
換了躊躇的眼神。手中的火把與四面的黑暗洪荒相較,那點光幅何其微弱。沒有數據參考,只能憑
受臆斷。改變會不會更好,永遠是未知的冒險。
有人留下,有人上路。散遷徙,各自於不同的落腳處形成新的部落,跳起不同的舞,祭拜起各自的神。
有人決定出櫃,有人決定不出櫃;有人不出櫃卻也平穩過完大半生,有人出櫃後卻傷痕累累。無法面對被指指點點寧願娶生子的人不少。寧願一次又一次愛得赴湯蹈火也無法忍受形隻影單的人更多。所有的決定,到頭來並非真正選擇了哪一種幸福,而更像是,選擇究竟寧願受哪一種苦……
——《斷代》,頁九十二、頁九十三郭強生的寫作其實更讓我們想到九?年代兩部重要作品,朱天文的《荒人手記》(一九九四)以及邱妙津的《蒙馬特遺書》(一九九七)。兩作都以自我告白形式,演繹同志世界的他(她)/我關係。《荒人手記》思索慾形上與形下的消長互動,《蒙馬特遺書》則自剖情之為物最誘人也兇險的可能。兩部作品在辯證情慾和書寫的邏輯上有極大不同。《荒人手記》叩問書寫作為救贖的可能,“我寫故我在”的可能。《蒙馬特遺書》則是不折不扣死亡書簡,因為作者以自身的隕滅來完成文字的銘刻。兩部作品都有相當自覺的表演
。前者以女作家“變裝”為男同志的書寫,演繹
別角
的
動
;後者則將書寫醞釀成為一樁(真實)死亡事件。
如上所述,郭強生的作品充滿表演,也借這一表演
通向他的倫理關懷。但他在意的不是朱天文式的文學形上劇場,也不是邱妙津式的決絕生命/寫作演出。他的對同志倫理的推衍,表現在對推理小說這一文類的興趣上。《夜行之子》《惑鄉之人》已經可見推理元素的使用。是在《斷代》裡,郭真正將這一文類
絲剝繭的特徵提升成對小說人物關係、身份認同的隱喻。在同志的世界裡,人人都扮演著或是社會認可,或是自己
想的角
。這是表演甚至扮裝的世界,也是一個諜對諜的世界。雙方就算是
裎相見,也難以認清互相的底線。
對郭強生而言,推理的底線不是誰是同志與否,而是愛情的真相。這是《斷代》著墨最深的地方。如果“愛情”代表的是現代人生“親密”關係的終極表現,郭強生所刻畫的卻是一種弔詭。同志圈的愛慾轉,往往以
體、以青
作為籌碼,哪有什麼真情可言?同志來往“真相大白”的時刻,不帶來愛情的宣示,而是不堪,是放逐,甚至是死亡。但相對地,郭強生也認為正因為這樣的愛情如此不可恃,那些鋌而走險、死而後已的戀人,不是更見證愛情摧枯拉朽的力量?
擺盪在這兩種極端之間,《斷代》的故事多頭並進。結局意義如何,必須由讀者自行領會。對郭強生而言,《斷代》應該標誌自己創作經驗的盤整。青的創痛、中年的憂傷成為一層又一層的積澱,如何挖掘剖析,不是易事。早在《夜行之子》裡,他已經向西方現代同志作家如王爾德(oscarwilde)、普魯斯特(marcelproust),以及佛斯特(e.m.foster)等頻頻致意,反思他們在書寫和慾望之間的艱難歷程。藉著《斷代》,他有意見賢思齊,也回顧自己所來之路。荒唐言中有著往事歷歷;再回首已是百年身。他創造了一個痴昧的城邦——也是充滿魑魅的城邦。
後記郭強生十八歲進入臺大外文系,我有幸曾擔任他的導師。大學四年,強生給我的印象是極聰明、極乖巧,風度翩翩,不愧是校園才子,讀書則力求“適可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