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到武漢保陳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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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一角的西花廳,那棵枝葉繁茂的海棠樹被烈映得發光;偶爾吹來一陣風,樹葉閃爍得像無數面小鏡子。

周恩來搖動一把摺扇,在辦公室裡踱步,一邊對他的秘書們說:“主席對我講,走,到武漢去,保陳再道去!”他停停步,目光逐一掃過秘書們的面孔,點點頭,表示強調,然後將摺扇用力搖兩下,抬高聲音:“近二十多天,武漢沒有發生什麼事,兩派之間的武鬥已經停止,武鬥器械也陸續上。這說明什麼?說明陳再道和鍾漢華可以控制武漢局勢。解決武漢問題,依靠力量還是武漢軍區…”一位秘書手捂那部保密電話的話筒,小聲報告:“總理,陳再道接通”周恩來點點頭,快速向電話機奔去…

一“武老譚”

“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

作為一方“諸侯”的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焦急等待北京的消息。他曾這樣回憶那個苦熱的夏天:沒有一絲風,一絲涼意,晝夜溫差很少變化;熱氣籠罩著武漢的每個角落。我走在樹木遮掩的路上,就像走進了蒸籠裡,立刻到有些不過氣來。

我無心觀賞院內的景,只覺得由樹木匯成的綠上面,又蒙上了一層蒼白的顏。路邊,桂樹的葉子曲捲著,樟樹的葉子曲捲著,竹子的葉子曲捲著,雜草的葉子也曲捲著,彷彿這些草木的生命,也在經歷著一場嚴重的考驗。①①《人物》1989年4期27頁。

不善言語的陳再道,就這麼一切都是“曲捲著”度

終於聽到了北京的消息,聽到了周恩來的聲音:“陳再道同志,我是周恩來…我正要談這件事。你們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可以不到北京來我們要到武漢去,在武漢解決問題…主席可能要到武漢游泳,你們先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陳再道鬆口氣:“這下好了,主席來武漢,可以當面向他說明問題了…”可是,馬上又“有些不過氣來”兩次到北京都沒講清,越搞越糟,這次在武漢就能講清“在中國,尤其是改朝換代的時候,不懂得軍事,你那個政治怎麼個搞法?政治,特別是關鍵時刻的政治,往往靠軍事實力來說話…”被稱為“澤東身邊最後一名護士”的盤錦雲,在九十年代初向筆者回憶了那位傑出政治家的侃侃大論:《通鑑》裡寫戰爭,真是寫得神采飛揚,傳神得很,充滿了辯證法。

例子多得很響。它要幫助統治階級統治,靠什麼?靠文化?靠做詩寫文章去統治?古人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說少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為秀才有個通病:一是說得多,做得少。向來是君子動口不動手;二是秀才誰也看不起誰,文人相輕嘛。秦始皇怕秀才造反,就焚書坑儒。

以為燒了書,殺了秀才,就可以天下太平,一勞永逸。可以二世、三世地傳下去,天下永遠姓秦。結果結果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是陳勝、吳廣、劉邦、項羽這些文化不高的人,帶頭造反也許正是《資治通鑑》這部大書所揭示的深層道理“文化革命”終於無可避免地被“武化”了…

關於這個問題,武漢的例子很典型。

一九六七年一月,張橋、姚文元在上海掀起奪權風,被稱為“一月風暴”

“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澤東滿意地給予支持,用他那高亢的聲音說:“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都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同上海的“秀才”不同的是,澤東深知“關鍵時刻的政治,靠軍事實力說話,”所以,奪權風暴一起,他便及時召來。那些手握重兵的各路“諸侯”進京參加軍委碰頭會,並在一月二十三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名義發出《關於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群眾的決定》。

實事求是講,各路“諸侯”無不想跟澤東“繼續革命”但命運註定他們是無法跟上因為澤東本人在思想和理論上就已陷入不可解脫的矛盾困境中。

他一貫講:“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他又講:“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軍隊是該維護黨的領導還是該支持“踢開黨委鬧革命”?

他一貫講:“相信和依靠幹部的大多數。”他又講:“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據我觀察,不講全體,也不講絕大多數,恐怕是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工廠裡頭,領導權不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在工人群眾手裡”那麼——軍隊是該幫助迅速解放一大批幹部還是該支持造反的人們去“把那裡的領導權奪回到無產階級革命派手中,t?、他一貫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又把群眾分為左、中。右三派,說:“問題不是介入不介入的問題,而是站在哪一邊的問題,是支持革命派還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問題。”那麼——軍隊不知是該支持“群眾”還是支持“派”?

他一貫要求軍隊“宣傳教育群眾”他又說“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那麼——軍隊不知是該“加強紀律”還是該給無政府主義一席之地?

導師和統帥在思想理論上出現這種混亂和矛盾,源於他對自己親自締造領導的黨和國家的不滿,對社會主義制度不完善而產生的失望,源於他的理想與現實的差異,源於共產主義運動所處困境。他急於找到一條出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向前發展,賦予其新的生命和活力。

多少年後,當鄧小平探索出這樣一條“改革開放”之路時,我們可以從比較中看出澤東當年的探索是失敗可是,誰能否認他的初衷?

中南海,118室。這個編號是澤東起居辦公之處。

楊成武隔茶几坐於澤東身旁。茶几上有兩個茶杯,一盒“熊貓”煙。

“軍委碰頭會怎麼樣”像每次見面一樣,由澤東首先問話。

“大家都擁護主席和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

“都擁護?”澤東微笑搖頭“我看有人就不擁護。”

“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不擁護。”

“你太天真”澤東繼續搖頭“外國有人不擁護,中國也有人不擁護。北京就有。”

“軍隊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幹革命的,都擁護。都希望繼續革命,再立新功。”

“嗯,”澤東這一次首肯“我們的文化大革命,一年開張,二年見眉目,三年結束。主要的就是反對官僚主義。”澤東強調地點點頭“反對官僚主義、講群眾路線、民主作風、集體領導。所以呢,要再來一次延安整風。”楊成武肅靜聆聽。他知道,此刻無須他多言。人都需要訴說,澤東也不例外。

“現在我們的隊伍分散全國各地。不像過去延安時集中。延安由上到下整風,很好。現在由上到下困難。我們搞了社教,由上到下不解決問題,所以要開展一次由下而上的整風運動,就是由我親自領導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澤東一口煙“延安整風搞了二三年,這次是一年開張,二年見眉目,三年結束…”楊成武到一種心靈震顫,那是因為他進入了一位領袖、巨人的內心世界,直接受著這位巨人在作出重大決策時所經歷的痛苦的思考過程和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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