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時出現”的柏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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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海中國大陸的八十年代，往往又是理想主義的代名詞，發生並貫穿於這個年代的一系列變革，讓人們震驚、興奮和渴望，在今天，八十年代常常和懷舊聯繫在一起。

一九七七年開始，大陸恢復了高考制度，直到八十年代結束，大約有六百萬的青年學生先後走進校園，他們當中，年齡小的剛剛成年，也有三十幾歲的大齡學生。他們一般出生於五六十年代，當他們與八十年代狹路相逢時，正是他們人生意識的成長時期，因而一方面他們續傳了“五四”神的薪火，同時更有“文革”的沉痛反思。所以，他們思考的深度遠超他們的師長，又遠非後來人可比。這一代人，本文所稱“八十年代人”這個概念並非時下免費的“八十年代生人”之所以選擇“八十年代人”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因為八十年代“五四”神在對傳統的大反思中表現出了一定的缺失，它依舊停留在“科學”與“民主”的認定上，沒有在現實生存及生存方式的提升上予以充分的重視，更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方案。恰恰是柏楊先生鮮明的現實批判，為“八十年代人”的人文啟蒙，給予了完整的、重要的彌補。

一、適時出現的柏楊幾乎所有能夠持續生長的事物，都必須有著它的緣分。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發現好望角早了若干年，但是他沒有緣分，於是中國錯過了可以依託海洋讓世界認識中國的機會。後來的乾嘉盛世，不過是歷史中國最後的繁榮，《南京條約》於是成為必然。

大陸的“文革”年代，以地下方式極為免費一部手抄本小說《歸來》（即《第二次握手》），可惜張揚也是沒有緣分。他的“錯誤”在於這部小說創作得太早，所以在當時他只好成為“反革命”坐牢四年，幾乎被槍決。但是後來的張揚依舊沒有緣分。若干年後，這本小說的總印量達到了四百三十萬冊，然而張揚拿到的全部稿費只有兩千五百元人民幣。在大陸的八十年代初期，還沒有後來比較完善的稿費制度，張揚的緣分可謂糟糕至極。

緣分有時看起來只是和某一個人有關，但就是這個人往往是在意味著一個時代。

柏楊來到大陸的時候，恰好也剛剛是他應該來，也正是大陸需要他來的時候。

有關中國大陸八十年代的研究，近幾年開始陸續有了一些總結的文章，內容多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層面。但是，顯然這些文章基本就停留在了總結的基礎上，我們好像還不清楚曾經走過的這個年代，對於我們的未來有多麼重要。

八十年代，我們沒有給予它應有的位置。

八十年代是我們出發的地方，今天的中國，那些能夠讓我們振奮的，幾乎都是從那裡開始起飛的；我們出發的原動力，歸結底是來自八十年代的文化醞釀。這就是八十年代對於我們的意義:這是一個新時代的起點。

在八十年代產生這種文化醞釀，來自於眾所周知的文化反思，從一首詩、一篇小說、一部電影開始，從反思文學開始，反思的波瀾彙集成河最終波及到思想界。內部的異化也為外來的聲音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從八十年代初開始，各種學說、派與思想喧囂而來，八十年代的思想界，猶如一個開放的花園熱鬧非凡。在這熙攘的人群中，應該有四個人，是我們不能忘記的。

尼采和薩特在八十年代初來到中國的時候，對中國文化界的影響幾乎達到了震撼的程度；緊隨其後的是弗洛伊德“八十年代人”不能忘記他，是因為他第一次給予了中國人完整的觀念。

第四個到來的是柏楊。

“醬缸文化”來到大陸的時候，是八十年代中期，正是大陸思想界的破冰之旅如火如荼的時期。一九八四年的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其轟動效應之烈以致立即波及到大陸。

“醬缸文化”的基本神“國民批判”剛好呼應了大陸正推向高xdx的文化反思運動，於是，整個八十年代的近六百萬學子，即“八十年代人”幾乎沒有人沒有議論過柏楊和《醜陋的中國人》，導致的直接反應就是柏楊熱！

在當時，在中國大陸的文化階層，柏楊是若干核心詞彙當中的一個。愛荷華演講的第二年，《醜陋的中國人》就被大陸出版社介紹給了大陸讀者，有人估計，當時的發行量高達幾百萬冊，柏楊先生震撼的聲音，讓學子們爭相閱讀。當時富有影響力的文化核心媒體，幾乎都重點推出過有關柏楊的討論。

迄今為止，柏楊先生兩千萬字的文學、史學著作多數都在大陸出版過，有的甚至由多家出版社先後出版，但是柏楊帶給大陸的核心影響則是“醬缸文化”

“醬缸文化”的到來加速了破冰之旅的進程。

從文化界開始的反思在整個社會引發了全面碰撞，人們都受到社會在發生變化，但是變化又步履維艱，明顯的特徵是進兩步退一步，新時期的改革萌芽在嚴重的爭議中艱難生長。

八十年代前期的反思顯然不夠徹底，因為反思的出發點都是站在了傳統的基礎上。對於傳統，中國人是抱著“去其糟粕，取其華”的態度的，但是問題在於何謂華？怎麼知道不會由於眼神不好、大腦遲鈍，緊抱不放的華實際卻是糟粕？並且由於時間的轉換、地點的不同，糟粕與華之間也會互相轉換的。

這時的“八十年代人”的侷限是，他們還沒有能力認知這一點。

於是，當“醬缸文化”帶著“國民批判”到來的時候，連一向進的青年學子們都驚異得變了臉，柏楊先生把傳統給連拔了。

爭議之大不必細說，即使在大陸以外的華人圈，柏楊兩個字也可以成為一場爭論的開端。在大陸校園的學生宿舍裡，幾乎每個房間都為柏楊召開過專門的“臥談會”大陸的文化界在八十年代的後半期開始思考的是:我們的傳統是什麼？

八十年代，從打碎傳統文化開始，也打碎了人們心中的價值體系，柏楊先生在這個打碎的過程當中，是助了一臂之力的。

之所以說，柏楊的到來是“適時出現”就是因為他參與並加速了這個打碎的進程。而假如柏楊遲到的話，相信對於彼此，那樣的錯過，是無法用“遺憾”這個詞彙可以表達的。

舊的東西被打碎了，新的文化、新的價值體系還沒有建立，驀然處於浮游狀態，面對著驟然開闊的世界，進入到九十年代的“八十年代人”開始為自己的反思付出代價，不知向何處去。

二、八十年代“五四”神的重拾與延續還是要強調這句話，迄今為止對於八十年代的認識，我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十年，對於現在及未來的中國有多麼的重要。

這個十年，對於中國人來說，高度濃縮著心靈的痛苦與掙扎，既是空前，可能也是絕後的，中國人的價值體系從沒有面對過如此猛烈的撕裂與陣痛。

將柏楊先生納入到八十年代來研究柏楊的意義，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必需的，離開了這個年代，在中國大陸，柏楊將不再是柏楊。

因為八十年代的本質，是“五四”神的秉承和延續。

關注中國問題的學者們注意的就是“五四”神所提出的任務，不僅八十年代沒有能夠完成，其實我們至今也仍未完成；二十一世紀的中國仍將要肩負這個沉重的使命，而且看起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在延續。這個延續實際上從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末開始，曾經被長時間地中斷過，能夠重拾“五四神”就是在這個八十年代，並且一度達到過高xd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