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這樣回答嗎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你這樣回答嗎？

──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張香華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麼？”耶穌說:“我若說得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得是，你為什麼打我呢？”──《約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驗。

在館子裡，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你知道她為什麼這種態度？”我還沒找出適當的答案，他卻幽默地說:“她不喜歡我。”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著t恤上印著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搖頭嘆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司神父住在臺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宇，和私人開設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裡上演酬神戲，你知道他們演什麼？”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今年七十餘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後十餘年在中國內地以及臺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墟文字的學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從一九三o年起，司神父開始習中文，曾經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家的學生；一九五五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他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內地北方，一面傳教，一面做中國民俗研究、歌謠收集工作，並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表過學術論著三十餘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而不察，或察而不覺的現象。我心想，為什麼不請他就“醜陋的中國人”這個主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瞭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情之濃，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神，他豐富的學識和修養，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跨國和跨民族的啟示。

司神父說:“你不在乎我的話令你驚奇？”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司神父本名paull-m。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禮義之問，卻說:“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規範。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於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因為禮應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rightreason）的指導。”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該是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為中國人最缺乏的，就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是雙重標準。”我問:“從什麼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生這樣的印象？”

“通現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作為一個國民，應該盡什麼義務，完全沒有觀念。通規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別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恐怕是生我的氣。平時，常常有人說我太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準談論中國人。其實，我很不願意傷中國人的情。”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情受傷，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術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某位中國學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位學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慍，拒絕和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者的辦公室，準備再試試和他溝通。誰知道學者明明在辦公室，卻教秘書小姐說:“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難而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施。其實，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你想，連學術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父接著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度來討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於‘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司神父對中國古籍瞭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是‘和’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kagathos，美與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裡，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我靜靜地聽著。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芽。”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詩，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不著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受，更不要說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那句話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幕: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後，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餚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汙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嫻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後，指著出醬油汙漬的白桌布，說:“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平時，常聽到有人說:“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這類話，在我們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著多少醬油汙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並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地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地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態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態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態，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並不是說中國人沒有時態或數量觀念。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確。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糊。”

“請進一步說明，好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別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上，並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神。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並論，用西方人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只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地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接著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錘、斧頭的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力，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的發明與運用，只限於末的平民階段，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徵。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和大眾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地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生說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做幹活的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著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他曾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換俚語。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作怪誕，甚至把他當做一個瘋子。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