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家常国事随便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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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喜读史，读史常抚膺慨叹:“文人无行”！

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文人”为了顽强地表现自我，宣情绪，搞出多少歪曲历史的“历史巨著”给古人造冤假错案，也影响后人以史为鉴。

有“史料”称，清康熙帝的遗诏是“传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诏夺嫡，将“十”横添一笔杠而成“于”则“传位十四皇子”就变成了“传位于四皇子”这“史料”似乎编得惊心动魄又人丝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与清廷之惯例，均称“皇沁子”而不称“x皇子”如此看来，这遗诏如何改得？况且皇四子民谊与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镇居长，如何又谈得上“改诏夺嫡”？连“废长立幼”都不是。

民镇继位，是为雍正帝。由于治民过严又屡兴文字狱，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编出“改诏夺嫡”这样的“政治笑话”本不足为怪。

“政治笑话”可用来分析民众情绪及意愿，却万不能用来作为评论古人，揭示历史规律的依据。同样例子莫过于秦始皇，灭六国得罪了奴隶主贵族，焚书坑儒得罪了“文人”筑长城得罪了天下百姓，于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长城”无论秦始皇对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华民族有怎样“盛德煌煌”的功绩，终不及关心“人权”的“文人”造一个“孟姜女”更合关心“生存权”的百姓心理。结果秦始皇被骂两千多年，很可能还要被骂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汉纪五十一》里，史官明明记载了孙坚斩华雄，但“文人”更喜“武圣”关羽关云长，就编出个关羽“温酒斩华雄”并由于文学作品比历史更“生动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学”周惠明白，作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话”来分析民情民意，作为制定策略的参考，却万不能用“政治笑话”来认识历史规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秆子穿九天，浑身子有几千”是百姓。最生动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东大厅里喝着苦涩的茶，着浓烈的烟，一副神往之，似听无弦音，似间无字书。

现如今，群众有关“四人帮”的政治笑话很多，想当初群众也曾将他们“热得在蒸笼里坐”而华国锋是英明领袖的呼声正热烈，将来未必不会“冷得冰凌上卧”何况目下“行情已经看跌”周惠松弛地靠到沙发上，心里已然明朗:伟人善作，凡人善议，小人善猜。这次谈话不涉“议”不涉“猜”只论实实在在的“作为”一“周惠同志已经在东大厅等候。”

“唔。”华国锋鼻子里轻轻哼一声，步子仍然迈得缓慢沉重。

他有些疲劳，脑子却从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说过“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自安。盖治天下犹治丝，一丝不理则众绪纷…”当初“四人帮”便是“一丝不理则众绪纷”他们在九月十六两报一刊的社论中首次用体字公布了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正是这六个字给“四人帮”带来了被动，敲响了丧钟。因为泽东写给华国锋的“嘱咐”是:“照过去方针办”实在说，华国锋并没看出这两句话意思有什么不同，更没想到后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历史、港政治的叶剑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针办”叶剑英指点报纸，拖长一些音调问“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谁的呀？”

“讲给我的呀。”华国锋不清楚叶帅为何明知故问“是我在政治局做的传达嘛。”

“不对吧。”叶剑英神情溪跷，头缓缓摇“我记得你传达的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有三个字不一样”华国锋憨然一笑:“意思还是一个意思。”

“不然吧？”叶剑英慢条斯理道“我听外面传说，主席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桥和江青同志的。”华国锋一怔，犹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写给我的三句话: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的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过传达…”叶剑英神一肃:“问题就出在这里。如果这个‘临终嘱咐’是讲给你的那句，六个字就错了三个，何况时间也不对，四月还不是临终。如果是另有嘱咐，为什么政治局谁也没听到传达，突然在报纸上出现？”华国锋不语，竭力理清其中的关系，寻找要害，却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问题出在哪儿。

“临终嘱咐就是最后的遗嘱嘛，封建社会称为遗诏，是继承皇位的主要凭证。”叶剑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并进一步剖析:“谁遗诏在手，谁就主动。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遗诏令公子扶苏继承帝位，中书府令赵高和承相李斯为了篡权，合谋伪造遗诏，害死扶苏和大将军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临死前立遗诏，传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个十字上加了一横，就变成‘传位于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换了一个字就篡夺了最高领导权。”叶剑英一宁一板“他们的‘临终嘱咐’或者是伪造遗诏，或者是篡改遗诏，最终目的都是要夺权”华国锋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怀叵测！”他虽然老实，不善言词，办事却也有干练之时。十月二，他在乔冠华拟写的出席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的发言稿上，将“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统统划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剑英、洪文、桥同志:此件我已阅过，主要观点是准确的，只是文中引用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建议将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说明。”篡改遗诏就是谋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诛。三天后“四人帮”被秘密逮捕。

华国锋以泽东手书的三句话作为自己合法继承权的证明，或作为自己接掌最高统治权的法统依据，那么，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权之后，别无选择，只能立即高高地举起泽东这面大旗。他本来就忠诚泽东及其思想，现在尤其需要表明这种忠诚，他及时做了两件事:建主席纪念堂，宣布“两个凡是”

“两个凡是”就是要“照过去方针办”无须多言。而建造主席纪念堂，却不仅仅是为了怀念主席，表达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深情，这里有重大的政治考虑。

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丧葬文化的高度体现。对死者的态度是为了给活人看，更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政治需要有关。

陵是丧葬的最高规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泽东是人民的大英雄，当然要有陵；帝王设陵是为了死后仍然骄奢逸，人民英雄死后设陵却是为着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让人民见到他，也就是神不死，大旗不倒。据这个道理，如果遗体保存起来，供人民瞻仰，岂非效果更好。这就是政治局的考虑，也是当时大多数人民的愿望。

但是，泽东当初带头签名提倡火葬，况且每天喊万岁，谁也不敢言身后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儿？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进皇帝窝子，何况离人民太远；景山不行，那是崇贞皇帝吊死之处；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长们集中之处，而且挖了许多准备打仗的…

议论再三，决定降格一级，不建陵，建堂。堂址选在北京两条中轴线的叉点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间至于纪念堂的样式，由于政治气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经夜以继地打好了，所以建筑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设计人员赶制出两个模型，送政治局审批。第一号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赞同。第二号模型摆上桌时，恰好华国锋走进来，即兴一声:“这个好”赞成第一号模型的委员们便跟着赞扬起第二号模型。汪东兴解释说:“还有一个模型，比较比较吧。”华国锋问:“两个哪一个高”

“论高还是这个，三十三点六米。”汪东兴指第二个模型。

“那就用这个吧！”华国锋表态，政治局委员们便纷纷表态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纪念堂，也是首肯了华国锋作为继承者的名分和权威。

如果说，华国锋同“四人帮”在争夺泽东遗产的继承权时，处处主动，受到内外干部群众的一致拥护和支持；那么，他在同邓小平进行的另一种较量中，却一步步被动，越来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邓小平并不要求泽东遗产的继承权，如果按“遗诏”行事，再换十人也不会轮邓小平去继承。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本人就是独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无须靠遗产活下去。于是，我们看到:邓小平出山后，不但不争遗产的继承权，反而出手便将第一剑指向这份遗产:“‘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华国锋与“四人帮”是在争相重复泽东，邓小平却敢以政治生命赌实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张。于是，他竖起了自己的旗帜；于是，他有了聚集于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随者，有了自己的队伍。

“四人帮”重复泽东，是要将泽东的偏、错误、歧见发展到极致，人民不答应，所以华国锋一举战胜了“四人帮”但华国锋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顽固地停留在泽东时代，陷入被动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邓小平对泽东的遗产采取了批判地继承这一正确态度，这不是出于策略考虑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对前任惟一可选的正确态度。正是这种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和这个民族能够前进的新动力；也正是这种批判地继承才保证了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保证了事业的连续以及执政的法统依据。

在这个一九七八年的天，忠诚朴实，阅历不丰的华国锋大概还没有想这么多这么深，他走在松软的地毯上，心里窝着几分火又载着几分希望。

他恼火那堵灰暗的西单墙:“造球谣哩！”西单墙从去年开便出现大批呼吁邓小平出山的标语和大字报，以“人民呼声”向中央施加力，华国锋称之为“”加之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后不得不让邓小平、陈云、彭真这样一批已过退休年龄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终于发展成今的对抗势力。

汪东兴是始终全力支持华国锋的，他坚持不同意邓小平出山:“让邓小平马上出来工作，把主席摆在哪里？主席的指示还执行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