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家常國事隨便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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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喜歡讀史，讀史常撫膺慨嘆:“文人無行”！

縱觀一部中國文學史“文人”為了頑強地表現自我，宣洩情緒，搞出多少歪曲歷史的“歷史鉅著”給古人造冤假錯案，也影響後人以史為鑑。

有“史料”稱，清康熙帝的遺詔是“傳位十四皇子”但被“四皇子”改詔奪嫡，將“十”橫添一筆槓而成“於”則“傳位十四皇子”就變成了“傳位於四皇子”這“史料”似乎編得驚心動魄又人絲入扣，殊不知清廷外朝與清廷之慣例，均稱“皇沁子”而不稱“x皇子”如此看來，這遺詔如何改得？況且皇四子民誼與皇十四子民恢乃一母同胞，民鎮居長，如何又談得上“改詔奪嫡”？連“廢長立幼”都不是。

民鎮繼位，是為雍正帝。由於治民過嚴又屢興文字獄，得罪了“文人”和老百姓，編出“改詔奪嫡”這樣的“政治笑話”本不足為怪。

“政治笑話”可用來分析民眾情緒及意願，卻萬不能用來作為評論古人，揭示歷史規律的依據。同樣例子莫過於秦始皇，滅六國得罪了奴隸主貴族，焚書坑儒得罪了“文人”築長城得罪了天下百姓，於是就有了“孟姜女哭長城”無論秦始皇對統一的中國，統一的中華民族有怎樣“盛德煌煌”的功績，終不及關心“人權”的“文人”造一個“孟姜女”更合關心“生存權”的百姓心理。結果秦始皇被罵兩千多年，很可能還要被罵下去。

比秦始皇和雍正帝冤枉的古人就更多《漢紀五十一》裡，史官明明記載了孫堅斬華雄，但“文人”更喜歡“武聖”關羽關雲長，就編出個關羽“溫酒斬華雄”並由於文學作品比歷史更“生動真”反而成了童英皆知的“史學”周惠明白，作為一名政治家，可以利用“政治笑話”來分析民情民意，作為制定策略的參考，卻萬不能用“政治笑話”來認識歷史規律。

“燕山雪花大如席”是“文人”；“玉米稈子穿九天，渾身子有幾千”是百姓。最生動的是情，最靠不住的也是情。

周惠在高敞的東大廳裡喝著苦澀的茶，著濃烈的煙，一副神往之，似聽無絃音，似間無字書。

現如今，群眾有關“四人幫”的政治笑話很多，想當初群眾也曾將他們“熱得在蒸籠裡坐”而華國鋒是英明領袖的呼聲正熱烈，將來未必不會“冷得冰凌上臥”何況目下“行情已經看跌”周惠鬆弛地靠到沙發上，心裡已然明朗:偉人善作，凡人善議，小人善猜。這次談話不涉“議”不涉“猜”只論實實在在的“作為”一“周惠同志已經在東大廳等候。”

“唔。”華國鋒鼻子裡輕輕哼一聲，步子仍然邁得緩慢沉重。

他有些疲勞，腦子卻從未停止思考。明洪武帝說過“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常一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當初“四人幫”便是“一絲不理則眾緒紛亂”他們在九月十六兩報一刊的社論中首次用體字公佈了澤東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正是這六個字給“四人幫”帶來了被動，敲響了喪鐘。因為澤東寫給華國鋒的“囑咐”是:“照過去方針辦”實在說，華國鋒並沒看出這兩句話意思有什麼不同，更沒想到後面可以大做文章。倒是深知歷史、港政治的葉劍英懂得如何做文章。

“按既定方針辦”葉劍英指點報紙，拖長一些音調問“主席這個‘臨終囑咐’是講給誰的呀？”

“講給我的呀。”華國鋒不清楚葉帥為何明知故問“是我在政治局做的傳達嘛。”

“不對吧。”葉劍英神情溪蹺，頭緩緩搖“我記得你傳達的話是‘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有三個字不一樣”華國鋒憨然一笑:“意思還是一個意思。”

“不然吧？”葉劍英慢條斯理道“我聽外面傳說，主席這個臨終囑咐是講給橋和江青同志的。”華國鋒一怔，猶豫道:“不可能吧？主席四月三十寫給我的三句話: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的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我在政治局作過傳達…”葉劍英神一肅:“問題就出在這裡。如果這個‘臨終囑咐’是講給你的那句，六個字就錯了三個，何況時間也不對，四月還不是臨終。如果是另有囑咐，為什麼政治局誰也沒聽到傳達，突然在報紙上出現？”華國鋒不語，竭力理清其中的關係，尋找要害，卻似明似暗，明知不妥又不知問題出在哪兒。

“臨終囑咐就是最後的遺囑嘛，封建社會稱為遺詔，是繼承皇位的主要憑證。”葉劍英一下子便抓出要害，並進一步剖析:“誰遺詔在手，誰就主動。公元前二一0年，秦始皇病逝，立遺詔令公子扶蘇繼承帝位，中書府令趙高和承相李斯為了篡權，合謀偽造遺詔，害死扶蘇和大將軍蒙恬。一七二二年，康熙帝臨死前立遺詔，傳位十四皇子，四皇子雍正在那個十字上加了一橫，就變成‘傳位於四皇子’。你瞧，他只改換了一個字就篡奪了最高領導權。”葉劍英一寧一板“他們的‘臨終囑咐’或者是偽造遺詔，或者是篡改遺詔，最終目的都是要奪權”華國鋒恍然大悟，右拳砸在左手上:“心懷叵測！”他雖然老實，不善言詞，辦事卻也有幹練之時。十月二，他在喬冠華擬寫的出席聯合國第三十一屆大會的發言稿上，將“主席的臨終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統統劃掉，赫然批上一段文字:劍英、洪文、橋同志: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只是文中引用主席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主席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主席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篡改遺詔就是謀叛造反，古有定律，罪不容誅。三天後“四人幫”被秘密逮捕。

華國鋒以澤東手書的三句話作為自己合法繼承權的證明，或作為自己接掌最高統治權的法統依據，那麼，他和他的盟友在掌握政權之後，別無選擇，只能立即高高地舉起澤東這面大旗。他本來就忠誠澤東及其思想，現在尤其需要表明這種忠誠，他及時做了兩件事:建主席紀念堂，宣佈“兩個凡是”

“兩個凡是”就是要“照過去方針辦”無須多言。而建造主席紀念堂，卻不僅僅是為了懷念主席，表達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深情，這裡有重大的政治考慮。

陵寢制度是中國封建制度的重要內容，也是中華民族五千年喪葬文化的高度體現。對死者的態度是為了給活人看，更與當時的政治氣候及政治需要有關。

陵是喪葬的最高規格，只有帝王和人民英雄才能享此待遇。澤東是人民的大英雄，當然要有陵；帝王設陵是為了死後仍然驕奢逸，人民英雄死後設陵卻是為著仍然要生活在人民中間，讓人民見到他，也就是神不死，大旗不倒。據這個道理，如果遺體保存起來，供人民瞻仰，豈非效果更好。這就是政治局的考慮，也是當時大多數人民的願望。

但是，澤東當初帶頭簽名提倡火葬，況且每天喊萬歲，誰也不敢言身後事，一旦逝去，便有些措手不及。建陵建在哪兒？十三陵不行，人民英雄不能進皇帝窩子，何況離人民太遠；景山不行，那是崇貞皇帝吊死之處；玉泉山也不行，是中央首長們集中之處，而且挖了許多準備打仗的…

議論再三，決定降格一級，不建陵，建堂。堂址選在北京兩條中軸線的叉點上，市中心，自然是在人民中間至於紀念堂的樣式，由於政治氣候不等人，正方形的地基已經夜以繼地打好了，所以建築物也只能是正方形。設計人員趕製出兩個模型，送政治局審批。第一號模型上桌子，政治局委員們紛紛表示贊同。第二號模型擺上桌時，恰好華國鋒走進來，即興一聲:“這個好”贊成第一號模型的委員們便跟著讚揚起第二號模型。汪東興解釋說:“還有一個模型，比較比較吧。”華國鋒問:“兩個哪一個高”

“論高還是這個，三十三點六米。”汪東興指第二個模型。

“那就用這個吧！”華國鋒表態，政治局委員們便紛紛表態首肯。不但是首肯了紀念堂，也是首肯了華國鋒作為繼承者的名分和權威。

如果說，華國鋒同“四人幫”在爭奪澤東遺產的繼承權時，處處主動，受到黨內外幹部群眾的一致擁護和支持；那麼，他在同鄧小平進行的另一種較量中，卻一步步被動，越來越陷入不可自拔的困境。

鄧小平並不要求澤東遺產的繼承權，如果按“遺詔”行事，再換十人也不會輪鄧小平去繼承。更重要的是，鄧小平本人就是獨立的大政治家，他有獨立的思想和人格，無須靠遺產活下去。於是，我們看到:鄧小平出山後，不但不爭遺產的繼承權，反而出手便將第一劍指向這份遺產:“‘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澤東同志自己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華國鋒與“四人幫”是在爭相重複澤東，鄧小平卻敢以政治生命賭實事求是，提出新思考，新主張。於是，他豎起了自己的旗幟；於是，他有了聚集於這面大旗下的自己的追隨者，有了自己的隊伍。

“四人幫”重複澤東，是要將澤東的偏、錯誤、歧見發展到極致，人民不答應，所以華國鋒一舉戰勝了“四人幫”但華國鋒政治上踏步不前，要頑固地停留在澤東時代，陷入被動和困境便是必然的鄧小平對澤東的遺產採取了批判地繼承這一正確態度，這不是出於策略考慮的權宜之計，而是任何英明的政治家對前任惟一可選的正確態度。正是這種部分的否定成了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和這個民族能夠前進的新動力；也正是這種批判地繼承才保證了社會和政治的穩定，保證了事業的連續以及執政的法統依據。

在這個一九七八年的天，忠誠樸實，閱歷不豐的華國鋒大概還沒有想這麼多這麼深，他走在鬆軟的地毯上，心裡窩著幾分火又載著幾分希望。

他惱火那堵灰暗的西單牆:“造球謠哩！”西單牆從去年開便出現大批呼籲鄧小平出山的標語和大字報，以“人民呼聲”向中央施加壓力，華國鋒稱之為“宮”加之葉劍英、李先念等老人的支持，最後不得不讓鄧小平、陳雲、彭真這樣一批已過退休年齡的老一代政治家重新出山。終於發展成今的對抗勢力。

汪東興是始終全力支持華國鋒的，他堅持不同意鄧小平出山:“讓鄧小平馬上出來工作，把主席擺在哪裡？主席的指示還執行不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