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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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1978~1983年沒有規則的騷動1978中國，回來了我兒般地赤著雙腳走來，深到途程上頑石稜角的堅硬，再加上那一叢叢攔路的荊棘，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

——食指:熱愛生命》，1978年1978年11月27，中國科學院計算所34歲的工程技術員柳傳志按時上班，走進辦公室前他先到傳達室拎了一把熱水瓶，跟老保安開了幾句玩笑，然後從寫著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當的人民報》，一般來說他整個上午都將在讀報中度過。2o多年後，他回憶說:“記得第一次在人民報》上看到一篇關於如何養牛的文章，讓我動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來，報紙一登就全是革命，全是鬥爭，全是社論。在當時養雞、種菜全被看成是資本主義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報》竟然登載養牛的文章，氣候真是要變了！”從現在查閱的資料看，後創辦了赫赫有名的聯想集團的柳傳志可能有點記憶上的差失。因為在已經泛黃的1978年的人民報》中，並沒有如何養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學養豬的新聞。在這天報紙的第三版上，有一篇長篇報道是“群眾創造了加快養豬事業的經驗”上面細緻地介紹了廣西和北京通縣如何提高養豬效益的新辦法，如“售一頭可自宰一頭”、“實行公有分養的新辦法”等等。柳傳志看到的應該是這一篇新聞稿。

不過，是養牛還是養豬似乎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舉國之內，確有一批像柳傳志這樣的人“江水暖鴨先知”他們在這個寒意料峭的早冬，覺到了季節和時代的變遷。

在中國現代史上，1978年是一個十分微妙和關鍵的年代。儘管在此前兩年，執行極左政治路線的“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層中的某些人提出“兩個凡是”的政治主張，在政治和經濟兩大領域實行意識形態化的治理。剛剛復出的老一輩領導人鄧小*平則試圖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推進中國的命運變革。

1978年1月14，南京大學教師胡福明突然收到了一封信。寫信人是光明報》編輯王強華，此前半年，胡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投寄該報，在很久沒有收到回覆後，他已經對此不存幻想。王的突然來信讓他非常意外。胡福明回憶說:“王強華在來信中寄來一份清樣，那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信我還都保存著，大概意思是說，這篇文章的意思你要講什麼我們是清楚的，我們是要用它的，希望快點修改一下寄來。就是提了一條建議，希望把道理講得完整一點，不要使人產生馬克思主義過時了的覺。從此以後，我們的稿子來來往往了好幾個來回，我把修改了的寄給他，他隔了幾天把稿子修改了再寄給我。那麼後來呢，又有一封來信不同了，調子又變化了，讓我要寫得更鮮明一點，要更有針對、要更有批判力，跟前面的調子又變化了。”5月11，光明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當，新華社轉了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報》全文轉載。這可以被視為當年度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宣言。在文章結尾，作者勇敢地宣稱:“凡是有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思想，而只有矇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主義。”文章的表在當時沉悶窒息的中國社會引起了巨大反響，在思想較為保守的東北和上海等地，“斥其砍旗”、“違反中央神和反對**思想”等討伐之聲隆隆四起。胡福明在看到報紙後，回家對子說:“我已經有思想準備了，我準備要坐牢。”子說:“我要麼陪你一起坐牢，要麼天天送飯到你出牢。”5月19，鄧小*平在接見文化部核心領導小組負責人時談及此文，認為文章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後來他又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再次以此文為題，嚴厲批評了教條主義，號召“打破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一個大解放”指出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是非常有必要。

這場關於真理檢驗標準的大討論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整個進程。在思想基礎上，它徹底摧毀了“兩個凡是”的政治原則，倡導一種全新的實踐主義理論。而在經濟變革中，它試圖建立一種全新的思想基礎和商業倫理。直到3o年後，我們仍然能夠強烈地受到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的影響。在後的幾年裡，它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穩定壓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脈相通，分別從方法論、戰略目標和成長邊界三方面進行了清晰的表述，從而構成了中國的改革文化和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說，後中國企業及其他事業的展，折衝百回，曲線前行，都以此為最本的起點和邊界。

這一年底，也就是柳傳志讀報後的2o多天，具有歷史轉折意義的中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大會上，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全會做出了將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決定。而就全會召開前後，**北京市委宣佈“四·五”**運動完全是革命行動。與此同時，**中央為彭德懷、陶鑄等在“文革”中蒙受冤屈的政治家平反並召開追悼會。此後兩年中，全國3oo多萬幹部群眾獲得平反，55萬“右派”得到改正，至此，“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中國的展主軸自此全面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