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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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故事概觀本書是應出版之需編選的。要編選一部意大利的童話集，使之在世界宏偉的民間文學寶庫中佔有應得的地位，問題是應該選哪些內容，有沒有能與格林兄弟的童話相媲美的意大利童話？

人們普遍認為，意大利口頭傳的民間故事，遠在任何別的國家之前就以文學形式記載下來。在威尼斯，早在十六世紀中葉，斯特拉佩魯斯[1]就將關於巫術和魔法的故事（其中有些以方言傳）以及具有薄伽丘風格的現實主義中篇故事收集在他的《歡樂的夜晚》一書中。這些故事為該書增添了神秘彩——半是哥特式、半是東方式，使人聯想到卡帕喬[2]的油畫。十七世紀，在那不勒斯，吉阿姆貝蒂斯塔·巴爾[3]用那不勒斯方言撰寫了巴羅克式[4]的神話故事，為我們提供了《五談》（此書在本世紀由意大利哲學家貝內迪託·克羅齊[5]譯成了意大利文）。巴爾的作品體現了奇特的、地中海風味的莎士比亞式夢幻；其內容驚恐可怖，描寫的全是些食人巨獸或妖巫婆。在他那些牽強附會、荒唐怪誕的比喻裡，莊嚴、崇高往往與俗、汙穢並行不悖。十八世紀，仍是在威尼斯，為了與哥爾多尼[6]的中產階級喜劇相抗衡，脾乖戾、因循守舊的卡洛·高齊[7]，把民間故事中的仙女、術士與喜劇中的哈里昆和潘特盧恩[8]一起搬上了舞臺。他認為公眾只能欣賞這種藝術。

然而，眾所周知:法國自十七世紀以來，童話故事在路易十六的凡爾賽宮廷裡達到了繁榮鼎盛時期。在那裡，查爾斯·貝洛[9]創造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並且著手編選了一部經過心加工的通俗故事集；而在這之前，這些故事都由口頭傳。這種文學樣式遂成時髦，但卻失去了它純樸自然的本。貴婦和附庸風雅的仕女們，紛紛沉湎於改編和杜撰的童話故事。經過這樣改編、潤後，民間故事以四十一卷《童話集錦》的形式問世，它在法國文學史上歷經興衰。與此同時，笛卡爾的唯理主義卻抵銷了人們對想入非非的愛好。

由於格林兄弟的努力，十九世紀初還依然是俗、平淡的民間故事，在德國漫主義文學中得到復興。這次，它以民間藝人匿名創作的形式出現，其源可以追溯到漫長的中世紀。當時，出於愛國熱忱而崇尚大眾詩歌之風，在歐洲文人中盛極一時:託瑪索[10]和其他學者收集了意大利民間傳的詩作，但民間故事仍有待於意大利漫主義作家們去發展。

由於一代實證主義民俗學者的勤奮努力，人們開始記錄老年婦女口述的傳說。這些研究者，如馬克斯·繆勒[11]，則把印度看作是所有故事和神話的淵源（如果人類本身不是從那兒起源的話）。太陽神宗教非常複雜，因而人們虛構出灰姑娘這一人物來解釋曙光，以白雪公主這一形象來說明天。但與此同時，有了德國人所樹立的榜樣[12]（如魏德特和沃爾夫在威尼斯，赫曼納斯特在利窩那，奧地利人施內勒在特蘭提諾，勞拉·岡贊巴在西西里），人們開始收集“故事”:如安格婁·德格納蒂斯在錫耶那，維托里奧·艾布里阿尼在佛羅倫斯、坎帕尼亞和倫巴第，多曼尼柯·坎帕雷蒂在比薩，喬賽普·皮特里在西西里。有些人只是略地記錄些梗概，而另外的人則歷盡艱辛，卓有成效地保存和傳播了原始故事的本來澤。這種情深深地染了許多當地收集風土人情、異物奇志的研究者，使他們成了研究民間文學的學術雜誌的撰稿人。

這樣，尤其在十九世紀的後三十年，大量的民間故事通過口述用方言記載下來。這是一些“民眾心理學家”——喬賽普·皮特里這樣稱呼他們——堅持不懈努力的結果，但他們的成果卻沒有引起社會足夠的重視。他們所發掘的祖傳瑰寶，也註定被封鎖在專設的圖書館裡，得不到在民眾中傳的機會。

“意大利的格林”還沒有脫穎而出，儘管早在一八七五年，坎帕雷蒂就曾嘗試彙編一部來自各地區的民間故事總集，並在和達恩卡納一起編纂的《意大利人民的詩歌和傳說》叢書中出版了一卷《意大利民間故事集》，另外，他們還想再出版兩卷續集，然而，希望終成泡影。

民間故事作為一種文學樣式，在意大利僅僅侷限於為學術界提供專研究的資料，從未在作家和詩人中風行，而在歐洲其他地方，從蒂克[13]到普希金都普遍讚賞民間文學。在意大利，民間傳說卻被兒童文學作家所利用，其代表人物是卡洛·柯羅提[14]。他在寫《木偶奇遇記》之前，就曾翻譯過一些法國十七世紀的童話故事。有時，一些著名作家，如西西里島自然主義學派主要小說家柳吉·加普納[15]，也曾為孩子們撰寫一部基於幻想和大眾‮趣情‬的童話故事集。

但是，無論如何，至今還沒有一部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意大利民間故事代表作，得到廣泛傳。今天，有可能編輯這樣一部代表作了嗎？我決定承擔這項工作。

就我個人而言，我深知要完成這項一百五十年來無人成功的工作，猶如大海撈針。前人從事這項工作，決非為了搜奇獵異，而是因為他們堅信:在民間文學的汪洋大海里，隱藏著一些與種族生存息息相關的基本因素，必須加以挖掘。當然，這樣做也得冒著被大海淹沒的危險，就象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傳說市的考拉魚一樣。對於格林兄弟來說，拯救民間故事就意味著使保存在普通人民中的部分古代宗教重見光明，這種宗教在拿破崙敗北這個光榮子到來之前，一直處於蟄伏狀態，然而它終於喚醒了德國的民族意識。在研究印度的學者們看來，雅利安人的祖先為解釋太陽和月亮的奧秘而創作的寓言，為宗教和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人類學者看來，這象徵著部落的青年時代的那種可怕和血腥的禮拜式；這種禮拜式從古至今都一樣，不管是石器時代的獵人，還是今天的原始部落。芬蘭學派[16]的信徒們為追溯佛教國度、愛爾蘭和撒哈拉沙漠地區民族遷徙的情況，運用了一種與甲蟲分類法相似的方法，在分類過程中把研究結果用類型指數與主題指數的代數和來表示。弗洛伊德[17]神分析學派所積貯的是人皆有之的模糊夢境，並把這種夢境從甦醒時瀕於遺忘的邊緣搶救出來，並用條文的形式記載下來，以表示人們最基本的慾望。然而對於各處研究地方風俗的學者們來說，民間文學體現了他們對一位悉的鄉土神（他們不知這位鄉土神的名字）的頂禮膜拜，這位神以農民為他的代言人。

但是我甚至在對原始素材還缺乏研究熱忱的情況下，就毫無準備地置身於這浩瀚的大海之中了。我陷入困難重重的境地，在一大堆呆滯而又不受理智控制的口頭傳說前到無可奈何。（“你甚至還不是個南方人！”一位正統的民族學家朋友這麼對我說。）我時刻不能忘懷的是所接觸的材料神秘莫測。我仔細考慮了在這個領域內一切對立的學說，到既有趣又惘。我既得注意決不讓邏輯推理把閱讀材料時所得到的美毀掉，又得注意不要過早地被這些錯綜複雜、難以捉摸的素材所惑。有人也許會問，既然我跟民間故事沒有必然聯繫，為什麼還要承擔這項工作呢？對此，我將在適當的時機說明。

在著手利用手頭資料編纂民間故事的時候，我漸漸地染上了一種狂熱，想獲得越來越多的各種民間故事的版本。材料的核定、分類和比較，幾乎成了我的嗜好，我到自己被類似昆蟲學家們的那種特有的熱情所支配。我想，這也是赫爾辛基民俗學家協會的學者們特有的熱情吧。這種情迅速地轉化為一種狂熱的癖好，其結果是:為了換取《金糞驢》故事的新版本，我會拿出普魯斯特[18]寫的所有小說。倘若讀到的故事是新郎在吻母親時失去記憶，而不是回教醜婦的軼事，我就要大失所望。我的眼睛象染上了狂熱症的人那樣，變得銳起來，我一眼就能在最難以分辨的阿普利亞或弗留利版本里，區分出“普雷澤姆莉娜”型的人物還是“貝林達”型的人物[19]。

我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會被這項蜘蛛網似的研究工作纏住，它的麻煩之處不在於外部形式而在於內部特徵:無窮無盡的變化和無休無止的重複。與此同時，我那仍然清醒、並且為自己的癖好益發展而到興奮的理智發現，意大利民間故事豐富、明晰、變幻莫測且真偽混雜，在這些方面，甚至超過了耳曼、北歐和斯拉夫諸國最著名的民間故事。這不僅僅是因為故事講述人（往往是婦女）的才能出眾，或者是故事誕生地的優良傳統，更為重要的，是因為意大利民間故事在本上是十分絢麗多姿、‮趣情‬橫溢、構思新穎的。它的結構與對事物的綜合能力堪稱無與倫比。我沉湎於這些材料的時間愈久，原先所持的保留態度就愈少。我對這種探索真是興奮至極。與此同時，我原先對分類、編纂所持的狂熱、孤獨的情，逐漸被另一種願望所代替。那就是想把自己讀到的種種出人意料的情景描述出來。我對民間故事的概述就此結束。書也編完了。在寫這篇序言時，我有種離群索居之。我還能不能回到現實中來呢？兩年來，我一直居住在樹林裡和著魔的城堡中，在思考和行動之間忍受著折磨:一方面，我渴望瞥見神話里美人的臉龐，她每晚睡在那騎士的身旁；另一方面，我要在隱身服、魔爪或羽這些能使我變成動物的物件之間抉擇。兩年來，我周圍的一切漸漸變成了仙山奇境；那裡所發生的一切都是符咒或魔法變態事物；那裡的人們在我的心目中，要麼被命中註定的愛情所驅使，要麼中了魔法；在那裡有突然的失蹤，也有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那裡是非分明，幸福有巨龍守護，道路上荊棘林立、障礙重重。同樣，似乎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生活，在現今處於停滯之中，而實際上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蛇被打開，成了牛河；仁慈的君主卻原來是暴蠻橫的父親；寂靜無聲、著了魔的王國突然復甦。我有這樣一個印象:早已喪失的、在民間故事裡統治一切的法規，正在我所打開的魔箱裡蹦了出來。

書編完了，我知道我的上述印象不是幻覺，也不是職業病，而恰恰證實了我以前的想法:民間故事是真實的。

總的看來，民間故事通過對人世沉浮的反覆驗證，在人們緩緩成的樸實意識裡為人生提供了註腳。這些民間故事是男人和女人潛在命運的記錄，尤其是那些即將決定人們命運的人生階段的記錄:例如年輕人的出生（這本身就往往預示今後的命運），離開家鄉，最後經過種種人生的磨難，長大成人，成為人類的一員。這個概略說明雖然簡單，卻包括了人世間的一切:本質上平等的人類被任意分為帝王和貧民；生活中常見的無辜者遭受迫害和隨之而來的復仇；情人初遇不期，愛情剛剛萌發即已失去；普通人受符咒支配的共同命運，或是讓未知的力量左右個人的存在。這些複雜因素滲透整個人生，迫使人們為解放自己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鬥爭；同時我們只有解放他人才能解放自己，因為這是我們自身解放的必要條件。這需要對奮鬥目標的忠誠，需要純潔的心靈，它們是獲得解放和勝利的本。此外，還必須有美，這種美隨時會蒙上卑微和醜陋的蛙皮，但故事中最為重要的因素是無窮無盡的變化和萬物的統一:這包括人類、動植物和無機體。

本書選稿的標準從“人們的口頭”記錄民間故事的方法始於格林兄弟，並在本世紀的下半葉逐漸發展成為一套“科學”原則，它嚴格忠實於講述人所用的方言。格林兄弟採用的方法，在今天看來稱不上“科學”最多隻能稱為半“科學”對他們原稿的研究可以證實行家在閱讀《德國民間故事集》[20]時的強烈印象，即格林兄弟（尤其是威爾海姆·格林）在老婦人口述的故事裡，加上了自己個人的彩。他們不僅據德國方言翻譯出版了故事梗概內容，而且還把故事的各種不同說法統一起來。他們刪去了故事中俗部分，對故事的表達和意象作了潤，併力求文體風格前後一致。

上面介紹了我這個集子的混雜質，在編選過程中，我亦採用半“科學”的方法，或四分之三的“科學”方法著手工作，另外的四分之一則加入我個人的判斷。集子裡合乎科學的部分，實際上是他人的成果，即那些民間傳說研究者近百年來耐心記載下來的素材。我所做的工作，類似格林兄弟工作的第二部分:我從大量的口述資料中（總數約達五十種基本類型）選出最罕見、最優美的故事原型，將它們由方言譯成意大利語。如果尚存的唯一版本已由方言譯成了意大利文，但沒能體現其風格，我就乾脆改寫這個故事，努力恢復其本來面目。我努力充實故事的內容，但從不改變它的特徵和完整。同時，我力求使情節豐富，使其具有更大的可塑。對故事中遺漏和過份略的部分，我儘可能予以心增補。我還努力使故事的語言在不於俚俗的同時，保留方言的清新和純樸，極力避免使用過於高雅的詞句。這種意大利語具有足夠的伸縮，它能收方言中最富有表現力、最罕見的表達方式。

我在書末的註釋裡明確指出，我所採用的材料來自已出版的書籍和專業雜誌，未出版的則來自圖書館和博物館收藏的稿本。我沒有親自去聽瘦小的老婆婆講述故事，這不是因為我找不到這樣的機會，而是因為十九世紀所收集的民間故事材料已足夠供我使用。我並不認為，再次從頭去收集材料，就一定會大大提高我這部集子的質量。

我編寫這個集子有兩個目的:介紹用意大利方言所記錄的民間故事的各種類型；介紹意大利各地區的民間傳說。

集子中對所謂“真正的童話”即以虛構王國的國王為題材的奇異故事，我從它的各類型中選出一則或幾則最有特、最不落俗套並最富有地方彩的故事作為代表（下面我將對“地方彩）這個概念作進一步闡述。本書還包括各種宗教故事和地方傳說，以及短篇故事、動物寓言、笑話和軼事——總之，那就是我在收集資料時接觸到的各類受歡的故事，其中有些優美動人，有些具有獨特的地區代表。

我很少選用與該地區的起源、習慣或歷史有關的地方傳奇，因為這是一個跟民間故事完全不同的領域；它們敘述簡單、幼稚，其選本除少數外，一般都不再現當時人們的語言，而只是對這些地區有著漫的懷舊之情。總之，這種材料對我毫無用處。

集子裡的所謂意大利方言，是指使用意大利語言區域內的所有方言，而不是僅指意大利一國的方言。因此，我收入了法國尼斯港一帶的民間故事，那兒的方言同利古里亞和普羅旺斯方言相比較，更接近於前者[21]。同樣我沒有收入意大利奧斯塔山谷一帶的民間故事，因為那兒的意大利人講的是法國方言。我選入了南斯拉夫達爾馬提亞一帶用威尼斯方言講述的故事，但略去了意大利南蒂羅爾省以德語傳的故事。我還破例地收入了兩則在卡拉布里亞一帶講希臘語的村落所傳的民間故事，因為這些村落的民間故事，是整個卡拉布里亞地區民間故事的組成部分。不管怎樣，將它們收入本書，是件我到愉快的事，是件值得做的事。

本書所收每個民間故事的末尾都有括號，內標地方或區域的名字，但它並非表明這則民間故事起源於這個特定地區。民間故事傳於全世界，說民間故事“源於何處”毫無意義。因此，試圖確定各類民間故事起源地區的“芬蘭學派”或歷史地理學派的學者們，僅能得出相當含糊的結論，只能將故事的發源地說成歐亞之間的某個區域。但在世界範圍免費的民間故事，並不排斥其自身的多樣；據一位意大利學者的說法，這種多樣表現為“對某些題材的選擇或排斥，對某些類型情節的偏愛，特定人物的塑造，故事的氣氛和風格反映特定的文化形態”因此，所謂“意大利民間故事”就是指由意大利人講述的故事，這些故事是通過口頭傳下來的。但是，我們仍將它分為威尼斯、托斯卡納和西西里民間故事，因為民間故事不管其發源何處，往往都染上了傳地區的特，如染上了傳地區的風光、習慣、道德觀念，至少帶有當地的口音或風味。因此，威尼斯、托斯卡納或西西里的民間故事，多少帶有那些地區的特，這也正是我們選擇的依據。

卷末的註釋對每則民間故事的收集地區作了說明，還列出了我讀過的其他意大利方言版本。因此“蒙佛拉圖”、“馬爾凱”或“奧特蘭託”等字樣，並不是指故事本身源於蒙佛拉圖、馬爾凱或奧特蘭託，而是指編寫那個故事時給我影響最大的版本來自其中哪個地區。我的手頭有各種版本可供選擇，因此所選中的就不僅是最美麗、最豐富或講述得最好的故事，而且是蒙佛拉圖、馬爾凱或奧特蘭托地區的代表作。它們植於這些傳地區，並且從中取了大量的養份。

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許多第一的民間文學研究者蒐集和出版民間故事的動機，往往囿於當時的比較主義熱。他們強調的是故事的相似而不是多樣，突出的是某個主題的廣泛傳播而不是地區、時代和講述人的差別。我的集子裡列出的地名，某些（例如西西里島的傳說中的地名）是不容爭辯的，另一些則失之武斷，其據只是註釋中列出的參考文獻。

在本書的編寫過程中，我始終遵循著為尼羅西所珍愛的那句托斯卡納地區的俗語:“故事若要動人，就得增添彩。”換言之，民間故事的價值常常取決於後人增添的新東西。代代相傳的民間故事恰如一條沒止境的長鏈，我把自己看成長鏈上的一環；這條長鏈不是消極的傳遞媒介，而是故事的真正“作者”；在這一點上，上面那句俗語與克羅齊的理論完全相符。

民間故事的編纂近百年來，民間文學研究者對意大利民間故事做了收集工作，但各個地區的貢獻參差不齊。在有些地區，發現了豐富的材料寶庫，而其他地區則幾乎一無所有。有兩個地區的民間故事特別豐富:托斯卡納和西西里。

在編纂西西里島的故事時，我的材料的重要來源是喬賽普·皮特里編的《西西里童話和民間故事集》（1875年版）。這是一部煞費苦心的學術著作，它附有豐富的編纂說明以及詞彙比較方面的註釋。

喬賽普·皮特里（1841-1916）是位醫生，他獻身於民間文學的研究。他有一大群為他蒐集資料的助手。

皮特里著作的魅力在於擺脫了“講述人”這樣一個空的概念，而是直接讓讀者與個鮮明的講述人接觸，並介紹這些講述人的姓名、年齡和職業。這樣，讀者就能透過年代久遠、面目不清的故事情節和糙陳舊的表達方式，看到一個充滿想象的個人世界。這世界通過講述人之口，表達出它內在的旋律、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