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一九六0年的安保鬥爭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原來是這樣啊。那麼“峽谷中的森林”也就是叫做“村子＝國家＝小宇宙”的場所，在大江作品裏的全面登場亮相，我認為始自於一九六七年發表的長篇小説《萬延元年的football》。與這個快的題名正相反，作品所關注的是一九六〇年的安保鬥爭之總括，以及如何從此處將問題推向深入，對於當時的本青年來説更為深刻的這個問題，就淌在作品的底層。動手寫作這部作品之前的那些苦惱，您在解説等文章裏也曾提及，可謂是七顛八倒、跌倒又爬起的經歷。

在動手寫作《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作品之前，曾經歷過一段最為痛苦的摸索時期，花費了很長時間，好不容易才搭建起本的骨骼結構。在實際開始動手寫作之後，也還一直認為有需要開拓地克服困難之處。總之，我是抱着這樣的決心開始寫作的:要在百年之間往返，要返回到相隔百年的過去，從那裏再度前往未來，而且，我要反覆再現這個過程。萬延元年＝一八六o年的農民暴動，還有以村裏青年們的足球練習為隱喻而準備的一九六o年的暴動。將相隔百年的這兩者連接起來，我就以這種形式開始了寫作。一八六o年曾發生叫做“櫻田門外之變”的政變，年號則從安政改元為萬延。此外，開創一個新時代的勝海舟等人也成功地遠航了美國。在開始寫作以前，是非常困難的，一旦開始連載，就相對順暢地寫了下去，這又與結尾處的新發現連接起來了。

的確，我在青年時代經歷過的最大的社會事件，就是圍繞是否修訂美安全保障條約，在東京都內擠滿示威遊行羣眾的一九六o年的市民運動，當然，我本人也參加了那場運動。與此同時，自己也是一個考慮把該事件寫入小説之中併為此而苦惱的青年。細想起來，這兩方面都是沒有年齡差距的年輕人，可一個傢伙在行動，另一個傢伙只是在注視着這一切（不久後也開始以該事件為主題而寫作小説），就這樣，我把自己一分為二，亦即實際參加示威遊行活動並因此而受傷的人物，以及另外一人，只是一味進行思考卻並不行動的人物。這個人物鬱悶地待在家裏讀書，可最終還是受了傷。考慮到這樣一個分身，便虛構出了二人組合——所三郎與鷹四這對兄弟。這種二人組合的方式還成為我其後小説裏的原型。比如將我最近的三部曲編入到一本書裏去的特裝版版本，被選作這一整套書之題名的《奇怪的二人組合》，即構成了我小説的基本要素。就這樣，有意識地想要把我自身一分為兩個人物並加以把握的創作技巧，《萬延元年的football》是第一個例子。

安保鬥爭之後，組建向市民謝罪的團體並去了美國，後又回到本的鷹四，來到其兄三郎在東京的家裏，決定返回兄弟倆的故鄉——峽谷間的那個村子，三郎和子便乘坐長途公共汽車穿越森林回到了家裏。我呀，寫作時第一次有意識地重新審視了那座森林。在我的印象裏，就在那兩位主人公發現了置身於森林之中的自我的同時，我也發現了自己頭腦裏的森林。

——就是“森林的力量”那章的這個部分嗎？

好像發生了故障似的，公共汽車突然停在密林深處（中略）。

被鬱暗繁茂的長綠樹形成的峭壁圍擁着的林道猶如深溝，汽車彷彿行駛在這深溝的溝底，我們就停在了林道中的某一處，頭頂上則是細長的冬天空。下午的天空如同河不斷變化的彩似的褪去了顏，同時緩慢地下降而來。宛如鮑魚的貝殼覆蓋住貝一般，夜空就要封閉這廣袤的森林了吧。儘管是在這座森林的深處長大的，可每當穿越這森林返回自己的峽谷時，我都會因為這種窒息的覺而無法自由呼。在窒息覺的中心處，積聚着死去祖先們的情髓。長期以來，他們一直被強大的長曾我部①所追殺，只能深入密林深處、更深處，便發現了勉強抗拒着森林侵蝕力的這塊紡錘形窪地並定居下來。窪地裏不斷湧出優質的泉水。這個逃亡小團體的統率者、我們家族裏的“第一個男人”他向着想象之中的窪地莽撞地進入森林深處時的情髓，附着在我那窒息覺的導管上。那長曾我部無時不在，無處不在，是個令人恐懼而巨大的他者。每當我稍有反抗之時，祖母便會威嚇道:“長曾我部從林子裏下來了！”説這話時的迴音，不僅對於幼兒時期的我，即便對八十歲的老祖母本人，也會讓其切實覺到與我們生活在同一時代的那令人恐懼且巨大的長曾我部…

從地方城市的起點出發，公共汽車已經連續行駛了五個小時。

是啊，發現了森林，在此基礎之上，浮想聯翩地想象着森林中的人們。每當重新閲讀這部作品時都會發現，在如此構想而出的那些人物裏，竟存在着本社會中的，以及在其後的進展中實際遇上的人物。

——我的頭腦裏浮現出了那個“患上貪食症的農婦”、傭人等。在大江作品裏，經常會出現大丑女①以及巨大的肥胖女人。不過，那個每隔上一小時就要吃“方便麪”一直在發胖，三郎兄弟倆老家裏長年來的傭人，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過食症，或者叫新陳代謝綜合症，陷入這種症狀的那個中年婦女，不會是小説裏虛擬的滑稽故事吧。

另外，剛才您説到的“最後的新發現”

…

我與三郎和鷹四這二人組合返回四國的森林，那是我開始試圖進入自己以及與自己有着內在聯繫的老家的歷史之中。我家並不是興旺發達的豪門，可這一族裏也曾有一人殺了蠻橫的弟弟，進而保住了整個家族。是有過這麼一個傳説，發生在農民暴動的混亂中。不知為什麼，我覺得那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能夠看到的方法，好像對父親和母親的生活方式產生過影響。在我寫作小説的草稿時，這件事便逐漸作為真實事物浮現出來了。

經過多次改寫——大約花費了三年時間，構成這部小説之原型的那些故事之一，就來自於祖父留下的記。在閲讀這記的過程中，瞭解到在拆毀與小説裏出現的屋子相同的老屋時，曾祖父的弟弟從十八歲直至將近六十歲一直生活於其中的那間地下室被發現了…這記裏有着與這個故事相近的敍述。在曾祖父的弟弟的心裏，似乎存在着某個不為我們所知的信念，這信念支撐着他的一生，使他一直隱居在這地下室裏。我也曾思考，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回事？便聯想到這位藏匿於地下室，絕不背棄自己信念的地下生活者，曾書寫併發出那些與自由民權思想共鳴的通信文章。於是，我便找到了結束小説的方法。

我就這樣以自己的過去，故鄉森林裏以往的事件為素材寫了這部小説，就好像在山裏燃起一堆篝火，其周圍卻出現意料不到的烤焦了的空間似的，寫完小説後，我覺得自己因此而發現了各種各樣的東西。好像是自己也不清楚，與自己連接着的老家以往發生的事情。好吧，那就安魂吧！但是，為了如此喚起那些野魂並安之之，我覺得首先需要清晰地喚來野魂的原型，必須辨明其原型。於是，便讓自己頭腦中的神話世界…也是個人世界…迅速豐滿起來，並漸次變成了文學的內容。有一個時期，我也曾關注結構主義，便將其放在《同時代的遊戲》裏進一步展開了。

——總之，從文學影響力之大來看，位於戰後第一的，恐怕就是這部作品了。可以説，對於以村上樹《1973年的彈子球》這個題名為中心的作品，也施加了各種影響。最近，在輕小説作品中，也出現了有關兄弟和土屋倉庫的推理小説，並援用廣為人知的古典小曲。藉助歷史的反覆嘗試突破當下的《萬延元年的football》這部作品本身，現在也成為被反覆閲讀、引用和超越的目標。

我沒有機會了解現在的年輕人是怎麼閲讀這部作品的，因此，我什麼也不知道。大致説來，能夠巧妙寫出小説的人，也是能夠巧妙解讀小説的人。優秀小説家就是優秀閲讀者。所以，有才氣的年輕作家因為某種興致讀了我的小説，抓住某個被因此而喚起的東西，然後用自己語言自由地使其豐富起來，這種事情也是常有的吧。我本人就是最經常使用這種方法的人，有很多思路是被法國、英國、南美的詩人以及作家所喚起的。我認為，我的小説也可能就這樣被改寫為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新小説。我覺得這就是文學的傳統，而且還是活生生地被傳下去的文學傳統。

——這部作品的問世，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後半期，本的經濟高速成長期已經告一段落。我認為在那個時代，本的現代化獲得了某種程度的物質豐富，一直持續到現在的消費生活那時也開始成形。

“超市天皇”這個人物的出現，一如其象徵着的大型超市的出現，以飲食生活為主，由農村生活樣式的變化和全國均一化所導致的郊外化——隨着戰後的這種經濟發展而出現的異變，實際上也以迅猛的勢頭擴展到了這個大瀨村。不過，您居住在東京，又是怎麼覺察到這些變化的呢？

我因為考入大學而完全離開了村子，那時我剛滿二十歲，戰爭也已經結束十年了，村裏確實已經一點點地出現了變化。那會兒我有一個優秀的同學，他打算留在村子裏繼承農家活計，就對我説:“大江君，回來吧！回來後我們倆就幹‘主婦之店’吧！”當時“主婦之店”這種現在超市之原型的商店已經出現了，他勸誘道:“如果我們倆幹這個店的話，就會成為縣裏的頭號有錢人啊（笑）！”最初階段，是成立小型超市，用以將個體商店的顧客拉攏過來，然後在合適時擴大規模，逐漸轉入那種經濟體制。我在朋友的這個建議啓示下，創造出了“超市天皇”這個形象。實際上，這樣一種新型的經濟領袖或許已經開始出現。此外，這也是都會的文化與村莊的文化走向均質化的過程。

村莊文化的改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電視機普及的影響。通過電視節目，從都會發出的信息會滲透到任何地域，但是村子裏的人卻無法通過自己的聲音與電視節目相互。地方文化於是只能以被動的形態接受影響，而文化的發送源頭則集中在東京或者大阪。我記得，戰爭剛剛結束那個時期，如果村子一方發出聲音，對方就會回答，然後村子這邊再予以回應，這種文化互動，比如就曾有過廣播電台在街頭進行錄音…就這一點而言，我對現在的因特網文化比較關注。

另外，這次回到闊別已久的村裏，發現一個很大變化，剛才也已經説到了，就是村裏的路上沒看到孩子的身影。在我們還是孩子那會兒，孩子們全都在路上，或是行走在路上，或是在野地裏玩耍，或是在學校的場上打球。但是，現在回到這裏，在野外卻看不到孩子們。

——這在東京也是如此。四國的這個村子和東京都是如此。大江先生曾生活過的這個場所，説起來也就是邊緣，與處在邊緣和中心之間，似乎呈現出均質化、平板化、正處於解體和荒廢過程中的郊外那樣的場所，您絲毫沒有關係。

是呀！在我的語言範圍內，沒有郊外這個詞彙。我之所以覺察到這一點，還是在一九六八年前往澳大利亞的時候。最初是安部公房受到了邀請，可他對我説:“我已經膩煩了，大江，你去，這是頭等艙的機票（笑）！”於是，我就替代他去了。是在機場買的那本書…從悉尼轉機去堪培拉時…裏讀到澳大利亞有一種“郊外主義”説是suburbanism這種方式在澳大利亞得到了獨自展示，…在澳大利亞，大都市周邊有着廣闊的郊外，那個郊外，便成了文化的據地。書裏還説，彼此互為夥伴的那種“同船水手”現象是澳大利亞的文化特徵，這種“同船水手”指的是乘客通常會坐在助手席上，因為這對於駕駛員來説，大家並非上下關係。於是我就在想，即便在本，這種既非都市亦非農村的“郊外”今後也將會成為文化上的重要之所嗎？島田雅彥①倒是在小説裏生動地使用了“郊外”這個詞彙。不過對我來説，那卻是一個絲毫沒有實際受的場所。我所度過的人生，是被村子和東京這座大都市撕裂開的人生。雖然身在東京，卻在書寫森林裏的故事。可一回到森林裏來，又開始在考慮前往國外的事情了…實際上，這就是我的人生。

——往返於兩個場所之間的搖動的力量在對小説發揮着作用吧。我要把話題再度轉回《萬延元年的football》上來。在作品中，相對於哥哥三郎一直在老屋裏讀書，弟弟鷹四則集合村裏的青年們組建了足球隊並積極進行訓練。如果創作背景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的話，我覺得球倒是更為常見，可您選擇football作為現代的祭禮時的喧鬧，其理由又是什麼呢？

這裏面是有些問題（笑）。當時，有一個核心印象後來成為我把這部作品堅持寫下去的動力，那個核心印象就是農民暴動。那也是很殘酷的，一個男人砍下對方首領的腦袋，用布塊兒將其包裹起來，然後返回農民們出來接自己的那個村子。我首先就是這麼想象的，總是在心中描繪着那個把人頭包裹像球一樣抱在前，從深夜的道路跑回村子的青年形象。很久以後，我在倫敦的一所大學裏主持課堂討論時，一個學生便對我説:如果是那樣的話，橄欖球不是更好嗎（笑）？可不知為什麼，我還是喜歡足球這個詞彙。

在上高中二年級時，我遇上了渡邊一夫的書，便立志要去東京大學。也是那會兒，讀了中野重治的那首題為“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詩。在那詩裏面，有一些諸如“——不妨讀讀‘苦悶之象徵’”之類諷刺大學生的詩句。在詩歌的最後部分，寫着“還有人只是在猛地踢着足球”這首詩就結束了。當時我就在想，假如能夠成為東京大學的學生，整天踢着足球，那該多好呀！在那之後，football這個詞彙就進入了我的頭腦裏。

——是這麼回事呀。總之，那是在全書裏充滿靈動、光影替前行的文章，是無論怎樣經歷歷史都將歷久彌新的文體。鷹四神錯亂一般在雪地上繞圈奔跑的場景，作為在小説裏“看到”的場面而無法忘懷。

雪仍然下個不停。我突然產生一個不可思議的想法——在這一秒鐘裏，所有雪花描繪出的線條，忠實維護着峽谷空間裏雪花飛舞的這段時間，不會再有其他雪花飄動。一秒鐘的實質被無限拉長，如同聲音被雪層完全收了一般，時間的方向也因被下個不停的大雪收而消失。無所不在的“時間”赤身體奔跑着的鷹四是曾祖父的弟弟，是我的弟弟。百年間所有的瞬間與眼下這一瞬間密密麻麻地重合在一起。赤的鷹四停止奔跑走了一會兒，然後便跪在雪地上，用雙手來回‮撫‬着積雪。我看見了鷹四那瘦骨嶙峋的股和恍若身有無數關節的蟲子背部般柔軟彎曲的長背。緊接着，他發出充滿力度的“啊！啊！啊！”的聲音，在雪地上翻滾起來。

無論在《拔去病芽，掐死壞種》還是在《兩百年的孩子》裏，您都描繪了身處雪境的年輕人，對於這種描寫，大江先生尤其發揮了自己的筆力。這是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