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愧对天下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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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位干部忧心件件地汇报说，与兄弟省界的一些社队力很大。这边悄悄搞“包产到户”那边轰轰烈烈搞“向大队核算过渡”；这边理亏似地不敢叫人知道，那边大喇叭朝这边喊口号，广播批判文章，说内蒙古搞资本主义，说“大寨人从来不笼统地讲调动积极，而是讲调动社会主义积极。”这些观点都是出自权威的《人民报》。

周惠将手一摆:“农民没有饭吃，是找咱们还是找人民报？我看也不会找兄弟省。”话是这么讲，神态也从容，内心可并不轻松。夜里一枝接一枝烟，睡不着觉。他忽然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了新受，似乎比过去的理解更深切更具体“唉，说严重点，我不上梁山，农民很可能就会有人上梁山哟！”他对同样睡不着觉的子说。这是他深思虑之后讲的极富哲理的一句话。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改朝换代都出自农民起义。如果说，靠了共产几十年艰苦奋斗而在农民中树立的崇高威望及一支久经考验的干部队伍，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也没出大子，那么经过十年浩劫，的威望及干部队伍都受到极大的损伤，若再出现那样的失误和困难，就难免不出大子。

谁能保证饿肚子的农民不会“上梁山”？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和责任心，周惠才“上梁山”没有和中央的声音保持一致而“另搞一套”他希望这种“另搞一套”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能够为中央一些决策者理解。到了宾馆，他来到马洪的房间。

“喂，我说你们这些秀才，你们也干点实际事好不好？”因为是人，周惠用随意的口气对马洪讲“你也给咱们写篇文章，呼吁呼吁。”

“写什么文章？”马洪警惕地望着周惠，深知这位“仁兄”是个“不安分的人”

“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你写这个文章，宣传宣传这个观点嘛。”

“你怎么不写？”马洪反问“你自己写嘛。”

“我要能写还找你说什么。”周惠燃香烟，认真道“我只会干，笔杆子还得靠你们这些穷秀才嘛。”

“我不写，”马洪摇头“你们干就是了，文章我写不”周惠理解这种态度。许多同志对“包产到户”是赞同的，但是不敢公开讲。他苦笑着承认:“说实话，我也是敢做不敢写呀，写了发表出去，那就不是内蒙古而是全国的事了…”二北京市民纷纷涌往香山看红叶之际，京西宾馆又聚集了一群决定政策、为民做主的出类拔萃的政治人物。

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这里召开，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

午睡起来，周惠拉开窗帘，两眼在骤然降临的光明中眯细片刻，才适应地睁大眼，痛快地长出一口气。他的心情同现在的天空一样高旷辽远。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一大批非中央委员的高级领导干部参加，他们既然参加了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便铁定地要参加中央全会。多年的政治生活经验告诉他，这是“气候”转变的前兆。大凡有重大历史转折或政治变故之际都会有一批过去不在决策圈里的“新人”列席到圈子中来，他们是“组织保证”保证确立新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这些“新人”当然属于政治上占主动，取“攻势”的一边。同以往所不同的是，无论八届十二中全会还是的“九大”、“十大”这些列席到圈子里的“新人”多是“儿童团”今列席到圈子里来的却是大批曾在圈子里举足轻重后被赶出圈子的“还乡团”对，这些“老家伙”互相串门聊天，都戏滤地自称是“还乡团”这个不雅的名称是政治对手过去赠送的，现在他们百集地自己拾了起来。他们或在“反右”斗争，或在“反右倾”斗争，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放逐，今重新聚集在邓小平批评“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旗下，决心结束一个时代，开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洗一把脸，周惠头脑清醒地走向小会议室。视觉在红地毯的作用下，全身生出一种莫名的兴奋。上午，在华国锋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他放了一炮。刚刚出国访问回来的邓小平虽然不动声地坐在华国锋旁边，但周惠从他那一瞥目光，一声轻咳，乃至倏然吐出一口香烟的姿态里，看到了一种赞赏和会意的情动。

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领导坐在前排沙发里，各大区有两名代表坐在他们的对面。华国锋先讲了话，没再讲“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内容，而是大篇幅地讲生产。显然，经老同志们的努力，华国锋已经同意了把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这一“转移”除老同志们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形势所然。华国锋明白，若不作这个转移，他将失去早就厌恶甚至是惧怕“阶级斗争”的广大员和民众的支持。几十年的“斗争”使他们疲力竭，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其中，邓小平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棋:走出去，请进来。

刚刚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归来的邓小平，曾下令大规模地组织派遣中共的高级干部出国访问、考查。正如他对访问英、法归来的周惠所言:“要革命主义加改良主义，要大量派人出国。”所有出国访问过的共产高级干部无不震惊:“中才数，世上已千年”；世界经济发达状况对他们长期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心理简直是粉碎的打击。无须讲更多的道理，那种改变路线，改变政策，改变现状的要求和呼唤便必不可免地汇聚成席卷之势。

这样的形势对周惠来讲，无疑是赏心说意的快事。比较他在内蒙古悄悄搞“包产到户”的时候，确是松了一口气。但也不无忧虑，毕竟这种“解放”、“求实”和“宽松”尚未得到中央的正式认可，写入决议。

中国政治的特:只有写入“决议’的东西才能取得“合法”身份，才能“名正言顺”只有‘名正言顺”的事情，才能大张旗鼓、大刀阔斧地去做。

坐在中央常委斜对面的华北地区代表是段君毅和周惠。段君毅发言之后，主持会议的华国锋点将:“周惠同志，你也讲讲吧？”

“不讲”周惠摆手“段君毅同志讲得很具体了，我没什么讲的。”

“讲讲吧。”叶剑英慢条斯理说“你是个敢讲话的嘛。”陈云点头:“谈谈想法也好。”周惠的心动了，那些蓄积已久的话便活跃着想吐出来，其中不乏一些深邃的思考，那是对建国以来许多政策的反省。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之前，他经常可以见到泽东，可以无拘无束畅所言。在一次次海阔天空的畅聊中，他更深刻地了解了泽东及中国共产夺取政权的奥秘和历史。当泽东被蒋介石的军队赶到井冈山“落草”当了“山大王”时，便意识到中国的命运取决于农民。不但要组织农民，而且要宣传教育农民，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泽东的这一路线经历了多次内斗争，特别是经历了多次和军队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之后才逐渐被全承认，泽东也因此成为的领袖。这条路线指导着中国共产及其军队由农村包围城市，并终于把这个从山沟带人城市，取得全国政权。无论在北京，长沙还是在庐山，泽东都曾教育、告诫周惠:“路线决定一切，路线走对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可以有。”

“政策和策略是的生命”换言之，失策就会危及生命。

周惠至今确信这是真理。问题在于，的路线和政策是否一贯正确，有没有重大失误？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惠是个“活跃分子”与各路“诸侯”作了广泛的接触和。对于“文化大革命”

“左”的失策失误，绝大多数同僚或明或暗都有了共识。但是对的农村工作路线，对农民的政策，分歧和争论却时时发生。

争论中，周惠所持的观点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国际帝国主义封锁国门的严峻形势，采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策是正确的，别无选择。决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和政策也是正确的；没有工业化，在世界强国的窥觎下中国就无法完整的生存下去。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在国门被紧密封锁，别无资金来源的情势下，不得不采取“牺牲”农民一部分利益来积聚资金投入工业建设的政策，一次又一次以勒紧农民的带为代价，建起自己比较完整的初具规模的工业体系，并且拥有了自己的核威慑力量都是正确的。是为了民族的本利益。

然而，失误正是萌芽于正确之中。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到“反右倾”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将国家利益同农民群众的利益对立起来了，以政权的力量，将农民的生产组织形式，种什么，怎么种的种植权，农民的产品分配权乃至吃多少口粮的权力统统收过来，管起来。掰着指头算算，农民还剩什么权力？这种过分的甚至是野蛮的剥夺，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周惠在走过几十个公社之后，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八亿农民都在消极怠工！到了这时，理想和教育已经无法再唤起农民作出牺牲奋斗的热情。而且，国家已经强大到了足以自立于世界，完全可以打开国门与世界各国平等往，世界政治气候也不像过去那么严酷得令人甘心无偿地作出最大牺牲。

于是，改变政策便不容置疑地摆在的面前。度过了非常时期，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关心自己的利益。八亿农民怠工，国家利益从何谈起？就是城市里的教职员工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忽略了群众的利益，就没有和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