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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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我最早知道王金发，是从鲁迅的文章中。鲁迅的文章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教科书。悉鲁迅，已成为每一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看家本领。有个朋友曾经不明白地问我，说怎么知道那么多关于鲁迅的事。我一下子被问住了，怔了半天，只好敷衍说，因为自己在大学里待过几年，看得多，见多识广，所以知道的也就多了。人永远没办法免俗，稍稍知道些事，就技难熬，就想卖。我一直以为朋友是在表扬我，回话的口气虽然想谦虚，也不无得意。然而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明白朋友其实是在揶揄和挖苦。世界上最愚蠢的动物，永远是自以为是的人。忘了这句话的人，都是呆子。在酝酿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一方面有成竹，同时又情不自地想到了朋友说话时的表情，我老是忍不住要想，这坏小子又该调侃我了。

老实说，要想写王金发这个人，还真没办法不提到鲁迅。这就好比说唐诗不提到李白和杜甫，谈电影不提到美国的好莱坞，侃足球不提到巴西队。有比较才有鉴别，有对照才有认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间接的。我们通过张三，认识李四，借助甲，知道乙。人是一种很复杂很滑稽的动物。一方面，人比人，气死人，另一方面，也只有人比人，才能最终知道人。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由于他们在坐标上特别亮眼，于是就成为发现另一些人的参照系数。这另一些人物并不亮眼，他们已经沉淀在历史的泥沙中，只有通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像文物一样出土。并不亮眼的人物出土，有时候也能反客为主，使我们重新认识那些特别亮眼的人。谁也不会不知道鲁迅，但是说到王金发，知道的人便大打折扣。

要重新挖掘王金发这一特定的历史人物，我不得不顺带提到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辛亥革命名人。王金发和鲁迅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历史是无情的，虽然王金发当年一度名震四方，可是时间已将他的名声湮没。虽然在历史上，他曾经比鲁迅这样的文化人重要得多，他的传奇在江浙一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是他遭到的淘汰，也快得多。鲁迅不止一次提到了王金发，在《范农》这篇著名的散文里，他用小说家的刀笔，寥寥几句，就刻画出了一个活生生的强盗都督。因此，读我的这篇小说之前，最好能重读一下《范农》。我真的没办法绕开大名鼎鼎的鲁迅。换句话说，说鲁迅也就是在说王金发。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的原名叫周树人，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81年。鲁迅有名，他的弟弟周作人也不弱。周作人比鲁迅小4岁，生于1885年，文章也很多。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上找到周氏兄弟的位置以后，就等于也为他们的同时代人物王金发定了位。王金发是浙江嵊县人，比鲁迅小，比周作人大，正好介于二者之间，生于1883年，这一年是光绪九年，岁在癸未。从地图上看，嵊县是绍兴的一部分。嵊县是越剧的故乡和发源地，它和绍兴的关系颇有些像今天的大兴和北京，或者今天的嘉定和上海，是隶属和被领导。什么事都是相对的，绍兴也不是什么大城市，然而相对于嵊县来说，已经足够大了。绍兴是嵊县的顶头上司。

还是先说说鲁迅出生那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也是王金发的时代背景。这一年，清咸丰帝的遗孀之一，钮祜禄氏慈安太后猝死了，慈安是东太后，东太后死了，天下便由西太后慈禧一个人说了算。不能说慈禧太后她老人家一点政绩也没有，鲁迅王金发周作人他们出生的那几年，是康乾盛世之后，勉强算得上太平的时候，所谓清史的“中兴”时期，大清朝糟糕的子已经过去，更糟糕的子暂时还没有到来。在此之前，有两次鸦片战争，清朝政府输得一塌糊涂，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还有太平天国的起事。在此之后，发生了中甲午之战，八国联军再次攻占北京，没完没了地赔款割地，加上义和团的闹事，外患内，大清朝就再也没安稳过。

老实说，国家搞得那么糟，也不能就说是慈禧太后一个人的错。在鲁迅出生的那些年头，还看不出这位后人提起来便咬牙切齿的老太婆，有什么太大的不是。一个人的功与过同样是相对的，慈禧太后未必就一定想把中国搞坏，事实上，她似乎并不像后人说的那么保守，那么顽固，那么没有人情味，起码也不是一味地反对科学、反对进步。1881年，第一辆“中国火箭号”车头，在唐山胥各庄远煤铁路首次运行。这样，火车这个怪物，终于在它发明的80年以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跑了起来。要知道，火车的发展，在西方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在这一年，上海和天津的陆路电线开始通电，在鲁迅出生的第二个月，上海的自来水公司开始创办，两年以后，也就是王金发出生的那一年，自来水公司正式供水。

此外，电报线也在以很快的速度架设。中国人早在一百多年前，似乎已朦朦胧胧地知道了信息的重要。邮电大臣不再是个可以小觑的角。这时候，国内最大的报纸《申报》，开始采用国内的电讯。帝国主义的大炮，已将中国的国门轰开了。门户既然开放，就不可能再关起来。租界这个怪物，开始动着中国人的心，一方面，它是丧权辱国的标志，是大清朝身上的疮疤，让人想到了就心痛；另一方面，它又是种种当时从未见过的新鲜事物的发源地。位于中国东南部的上海，以惊人的速度开始繁华，像加了酵母的面团一样迅速膨，它的影响向四面辐，很自然地就波及了同样位于东南部的绍兴和它下属的嵊县。

等到鲁迅和王金发他们这些人开始明白一些事理的时候，短短的中兴时期已经差不多了。中兴中兴，昙花一现，说过去就过去。我们知道，人们最早的记忆，并不是从他们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的记忆，是在两三岁以后，逐渐存入大脑。等到他们开始懂事的时候，大清国早已病入膏肓，既腐败又堕落，像鱼一样放在砧板上任人宰割。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在他们这一辈人的大脑里，产生不了“何必远溯乾嘉盛，说起同光已惘然”的叹。这个由族人统治的庞大帝国，从来就没给他们留下过什么强盛的印象。这已经是一个垂死的王朝，再也不可能给人们留下任何美好的记忆。他们这一代人，注定没有办法去大清国，注定要当逆子。这个大清国糟透了，实在不起来。随着他们的年龄一天天增加，大清朝也只有一天比一天更不像话，一天比一天更面目可憎。他们这一代年轻人脑子里充了“反动思想”他们注定了应该是反叛的一代，注定了是大清国的掘墓人。

2谢震所撰《王季高君行述》，有助于我们形象地了解王金发的童年，特别是这么一段文字:王逸，字季高，一字孑黎。隶籍浙江嵊县，金发，其名也。家本小康，早丧父，母延师教之读，天资颇高，而顽梗好，又孔武有力，与里中群儿戏，辄雄长其曹，能以手推倒墙壁，于是有大王之目。然畏母，一闻呼声，即立奔。稍长，好猎，尝于家园中学习打靶，久之，无虚发，能于空中落飞鸟。又好博，起时，掷钱地不顾。此其幼年与成童时期之历史也。

《王季高君行述》写于民国五年，也就是1916年，王金发殉难的第二年。作者谢震是王金发共事多年的战友，我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印象最深之处，仿佛在看美国的西部战片。难以相信，在一百多年前，正是清朝走向彻底没落之际，一个中国的乡间少年，竟然也会有如此英雄气概。我所读过的书，绝大多数都十分确凿地告诉人们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中国乃礼仪之邦，温柔敦厚，稍稍读了些书的人，皆文弱而不好斗。按照我愚蠢的想法，中国在上个世纪，就算是尚武，大不了也就是打打太极拳、下下围棋、耍耍未开刃的剑。舞，争凶斗狠，怎么也不是中国人的本。虽然火药是我们的老祖宗发明的，但是中国人真喜玩玩炮的话，本就不是现在的模样，就不会是帝国主义列强欺负我们，而是我们欺负人家了。

时至今，对于过去人的名和字，已经很难清楚。以我浅的那点古汉语知识，只知道名和字，通常都有联系，譬如屈原，名平，字原，平和原当然有关，又譬如主席他老人家的泽东和润之，鲁迅先生的树人和豫才，都有沾得上边的出处。王金发的金发既然是名，很可能出生的时候，头发是黄的，所谓黄。据家谱上排行的谱名，王金发是敬字辈，应该叫王敬贤，他的籍名是逸，为什么取字“季高”总有一定道理。

“季高”这两个字，似乎是针对谱名敬贤而来。

“季”是排列第四或最后的意思，季高的“季”显然是谦词。名和字未必就是王金发本人取的，但是从取的名和字看，对他的未来是寄托了希望的。

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少年王金发似乎天生就是做侠士的料。国父孙中山称王金发为“东南一英杰”黄兴也称他为“东南名士，英雄豪杰”蔡元培的评价则是“大节觥觥，在人耳目”在这些典型的中国式评价之外，还有西方式的赞誉，譬如有人就称王金发是“中国的罗宾汉”自从对王金发有兴趣之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他为什么会和中国其他的读书人不一样。还有一点也让人捉摸不透，王金发小小的年纪，哪来的。杆子里能出政权，岂可儿戏，难道清政府对支的管制，就那么不严肃。

王金发的先人，据文献可以查到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宋代。对于遥远的先祖，我始终抱有怀疑态度。那些引以为豪的家谱，常常靠不住。过去人修家谱，总是发迹了以后，才会想到请人来修订。地道的穷人用不着从坟墓里，请出有钱的祖宗来装饰自己的门面。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就是，谁出了钱请人修家谱，谁在家谱上就占便宜。野孩子认阔佬做亲爹，暴发户花银子修谱牒，这种事在古时候就有。无论你姓什么，都可能在历史上找出同姓的有名人物，只要你肯花钱，自然会有那些不长进的文化人，言之有理地替你考证，涎着脸为你吹牛。上海滩的大氓头子杜月笙，做五十大寿时大修家谱，一群帮闲文人便查出了杜的先人，是汉朝的什么大将军。

那位据文献可以查到的王金发在宋代的先人，叫王铚，此人当过官，与权相秦桧意见不合，便隐居在民间。有一天，王铚坐船路过嵊县，正好赶上梅花盛开，两岸幽香不断，因此忽发奇想，打定主意在此定居。王铚能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如今仍然可以从县志中找到。再往后，到了南宋末年，王铚后裔中有一位叫做王胜三，是研究经学的，很有做官的才能。宋亡之后，有人推荐他当元朝的官，先提名为婺州提领，后来又荐为江西提举，都被王胜三以“世为宋臣，食元禄”一口拒绝。王胜三后，又隔了若干代，到了明末，便有一位叫王三台的，有关他的记载要多一些，1984年，王舍村的村民基建，发现一处古墓，掘得会稽章正宸所撰的砖志一方，上题“明德衡南王先生墓志铭”铭文如下:衡南王先生，盖东越巨儒也，讳三台，字思位，能文，补诸生，师事海门周侍郎，讲求命之学，一切言视动听，悉衷以礼，贫而能乐，即弊裘疏水，皆饶佳趣，开门受徒，不下五百余人。

王三台是王金发的第十四代祖。然而名气更大，则是王金发的第十三代祖王禹佐。王三台教子有方，清兵入关之际，儿子王禹佐已经有了些功名，在当时的昌平做官。此昌平不知是否就是今天河北的昌平，反正是抗清的前线，清兵来犯，王禹佐守城不屈，与儿子国宣同殉国难。即将灭亡的明朝廷，一本正经例赐祭葬，并谥“忠襄”接下来，明亡于清，人跟玩似的就得了天下。这天下来得容易，因此气量很大，往事过去就过去了，也不追究。到了乾隆爷时期，这位皇帝中的十全老人，心血来，干脆跟着起哄凑热闹，追谥王禹佐为“节愍”并允许在王禹佐的出生地嵊县，小兴土木，修建纪念祠堂。也真亏乾隆他老人家能想到“愍”这个字，一般来说“愍”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优惠和凶丧的意思，譬如屈原《九章？惜诵》的“惜诵以致愍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的“朕以不德，少遭愍凶”另一解释是怜悯和哀怜，譬如《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中“孤甚愍之”微言可以有大义，乾隆皇帝心里怎么想的，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王禹佐生前喜的一副对联，是“愿持白节酬君父，莫玷污名累子孙”不累子孙，是古人做人的一个原则。

“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免费的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爹若反动儿混蛋”很多人吃尽了家庭成分不好的苦头，都说是“文化大革命”的罪过，其实古人也讲成分论，古谚就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的说法。强将手下无弱兵，虎门无犬子，王禹佐有七个儿子，幼子理斋义不帝清，看看苗头不对，毅然从城里搬到了嵊西董郎岗。王理斋先生便是王金发家族在董郎岗的始祖。从他开始，一代代往后传，又出现了一个叫王景风的人，这人就是王金发的祖父。董郎岗的王氏家谱中是这样记载的:少豪侠，游而嗜饮，常招致宾朋座。尤好学技击，习戎马，有整军经武之志，以非其时，不敢发也。辛酉之岁，太平军入浙，有所展布，毅然从之，得为偏稗，率队驻宁波，已而太平军败，知事不济，乃散归，恣饮以终其身。

偏稗应该是很小的军官，有的文章夸大了这头衔，恐怕也是由于“率队驻宁波”引起的误会。家谱的记载中，常会说些不切实际的大话，王金发的祖父在太平军里，如果真有作为，在其他的历史书上可以找到名字，清政府也不会放过他。不管怎么说，这位当过长的祖父，对王金发肯定会有非同小可的影响。祖父死的时候，王金发已经22岁了，他请人为自己祖父写墓志铭，曾简洁地介绍说:“其为人也，大类余。”这话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我爷爷这人，脾气和格，都和我差不多。”通过对王金发先人的考证，不难发现其祖先，都是在世大放光彩。如果真有什么遗传基因的话，王金发也注定像他祖先一样，只有在特定的时代里，才能焕发出不同凡响的光芒。历史从来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英雄起四方，英雄逢世，这也是机遇。没有世，也就没有什么英雄。

3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者注意，这就是封建社会里的早年丧父，对一个男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王金发和鲁迅一样，都是早年丧父。我们应该明白，家庭和家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家庭只是家族中的一个细胞，它沐浴着家族世世代代的荣誉，同时也忍受着家族颓败的伤害。对于家庭来说，丧父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因为这个家庭中的参天大树和台柱子倒了。弱强食，一个崩溃的家庭最先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来自家族。因此家族既是孤儿寡母依靠的对象，同时也是虎视眈眈的敌人。鲁迅是长子，王金发是独子，早年丧父的残酷现实，不得不使他们过早地就肩负起家庭的重担，他们必须时刻准备抗拒家族对自己家庭的侵害。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无论是鲁迅，还是王金发，都不能算穷人家庭出身。鲁迅家族在绍兴的旧居之大，很多去参观的人都会到震惊。王金发虽然是嵊县的乡下人，可是家里也有田地一百多亩，有数十间宽敞的房屋，有很大的院落，还有园亭和花木，要不然也没地方练习打靶。和城里人鲁迅一样，王金发的家庭显然也是自己不用动手种田，靠吃租子剥削农民，否则他的母亲也不会有钱专聘一位塾师，作为儿子的家教。我们过去常常讲穷则思变。穷永远是相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想变也变不了。真正穷人面临的最大障碍，是温问题，温问题解决不了，想变也难。人只有从富人变穷了，家道中落，才会想到要变，要革命。鲁迅的父亲逝世不久，本家长辈集会商议，重新分配房产。在这样的重新分配中，孤儿寡母总要吃亏，鲁迅作为长子到场，看到分给自家的房屋又小又不好，在长辈的强迫下，也坚决不肯签字。那时候，尽管鲁迅还是个孩子，可是这点原则已经有了。鲁迅后来写文章谈起这段往事，颇有慨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世人的真面目，绝不会因为家族情面，就会牺牲自己的利益。封建宗法社会的虚伪，是在家族幌子下人吃人，是吃了人不吐骨头。在今天的生意场上，我们常常会听说宰人。宰人，就是家族吃人的古风遗传。说白了，家族并不是什么好东西。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明白为什么中国的农村改革，最终不得不包产到户，户是家庭，而许多生产队，便是由家族组成。只要是由家族组成的东西，就好不了。从正反两方面来看，所谓家族，都有许多不可取的地方。家族往往意味着懒汉成群，意味着欺软怕硬，意味着闲言恶语，意味着大搞裙带关系和徇私舞弊。家族的彻底瓦解，是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早年丧父，会使人们终身摆不了母亲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和王金发这些名重一时的人物，会成为骇人听闻的大孝子的本原因。父亲不在了，母亲便成了唯一。鲁迅本姓周，取笔名鲁迅，其中鲁是母姓“迅”和“训”同音。对于鲁迅他们那一代人来说，孝道也许是硕果仅存的封建社会华。为了孝道，鲁迅只得十分痛苦地和并不相的朱安女士结为夫妇，其理由只是不让自己的母亲不高兴。鲁迅把朱安女士当做是母亲送给自己的礼物，为了孝道，他必须好好地供养她。为了报答母亲，鲁迅活生生地和朱安过了20年没有任何情的夫生活。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造成了鲁迅和王金发这些人格上的早。王金发的孝道和鲁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王金发最后的悲剧，可以说与不愿意违背母命有关。王金发之所以成为王金发，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最终的惨死，也与母亲的教育分不开。过分的可以成为毒药，几乎所有谈到王金发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的孝。这种孝，在用词上，可以称之为畏母。严母出孝子，孝是母亲恩威并重的结果。畏母，不能简单解释为胆小和怕，畏中间包含着崇敬，因此颇有些像西方人所说的恋母情结。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六年为王金发母亲徐氏题字时，曾把她与为儿子刺上“忠报国”的岳母相提并论。少年王金发没有因为顽皮而失学，也没有因为是独子而娇生惯养，最新的王金发研究成果发现，王金发不仅会写诗，而且还能写笔字和刻图章。书法和篆刻对于旧时代的文人来说，算不了什么本事，但是对于王金发这样的草莽英雄，便可以当回事说一下。在王金发短暂的生涯中，许多大事都和他母亲分不开。王金发参加推翻清朝的民族革命，不少书本上都说王母大义凛然，积极支持儿子的行动。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毁家卖田，资助儿子革命。王母显然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女，儿子闯了祸，清兵就要来抓了，她只是哭着说:汝未有后，宜远扬，汝两妇及三龄女孩，吾当送之外家，无妨也。惟家产也被汝用尽，旅费只怕不足耳。

寥寥几句，一个革命老太太的形象跃然纸上，一个寡妇，含辛茹苦，好不容易把儿子培养成人，在这关键时刻，她没有惊慌，甚至比儿子还冷静，她首先想到儿子还没有留下后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尽管此时王金发已经25岁，娶了两个老婆，有个女儿已3岁，然而在老太太眼里，他仍然还是一个闯了祸的大孩子，况且只有个孙女儿，也继承不了王家的香火。她果断地安排好了一切。王金发投身革命，他的母亲跟着他东躲西藏，可没有少吃苦头。谢震所撰《徐孺人行述》中这样写着:孺人抱孙女银娥避居孙拗岭之绣云庵。银娥旋随母徐桂姑归外家，而季高次沈雄卿在绍兴被拘入狱，阅数月始释出。其后季高复返里，聚徒众于朱仙堂，孺人亲执。官兵来捕，季高奔上海，孺人亦偕雄卿于十二月间冒风雪奔赴之，寓同志杨侠卿家中，时孺人年四十有七矣。戊申年正月返嵊，售田得资，以供季高赴本及雄卿在上海进学之学费，自往新昌明德庵诵经度。乙酉年至绍兴隐修庵为人拜经，得钱以佐诸亡命者食用。庚戌秋，风闻以他事兵又来捕，乃奔杨望村之逢庵，转入大觉庵。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喜念佛，这真不是件坏事。纵观王金发母亲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王金发发迹以后，在上海的租界买了花园洋房，他自己声犬马，花天酒地，豪赌冶游，没忘了在家中设一佛堂，专门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经做佛事。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中国式的孝子。王金发母亲似乎习惯凡事替儿子做主，她强迫他读书，督责极严，儿子才17岁，就为他娶了一个长他4岁的女人做媳妇，这个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发对母亲为自己娶的这个发一向不喜，因此一逮住了机会，年纪轻轻，就娶了个次沈雄卿。次就是小老婆。想想那个时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两个老婆，王金发照样能革命。

王金发一生敬重自己的母亲，只要是母亲的命令，便无所谓原则，无所谓是非。既然母亲跟着他吃尽了苦，他因此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念头，这就是应该很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堕落的借口。当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亡本，继续从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时，王金发竟以老母阻挠为由，赖在上海不走。王金发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服从了母亲替他作的最后安排。这个最后安排，不仅让王金发的辉煌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把命也搭了进去。

4王金发显然不是读书的料子，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童子试。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的前两年，王金发已经21岁，奉母命再次去应试，这一次似乎有了些结果，《王季高君行述》说他“居然得一青衿”后人谈到王金发的学历，都说是秀才，其来由恐怕是因为“青衿”这个词。青衿是读书人的意思，能称得上读书人的，自然应该是个秀才。

我总觉得王金发的秀才身份有些可疑。事实上，秀才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每当一个朝代到了没落之际，读书人就没有什么大用处。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会把秀才的身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发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名落孙山，碰巧鲁迅和周作人也参加了，很可能还在同一个考场。当时考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也有臭未干的孩子，要想重温当时县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谓县考，通常要经过初试、府试，然后还有院试，三榜题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鲁迅和周作人显然要比王金发强一些，因为他们初试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没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怀疑王金发并没有顺利地通过三次‮试考‬，因为王金发前后两次参加科举，试题已经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股，后者则是策论。所谓策论，和八股文相比，换汤不换药，不过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股。王金发是嵊县的乡下人，改考洋八股，显然不是他的所长。